加沙战争唤起了越南斗争的历史及其过去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团结

在河内市中心一条狭窄小巷的私人会场内，20多人聚精会神地聆听一位魅力十足的30岁巴勒斯坦男子萨利姆·哈马德用流利的越南语发表讲话。

在越南经营一家企业的哈马德分享了他童年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场的人员听他讲述了以色列士兵在一天晚上包围并袭击他家的生动记忆。

他在早些时候告诉在场人员，越南反抗美国争取解放的历史，激励了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其土地的斗争。

哈马德对观众们表示：“越南人民有着痛苦而辉煌的历史，这一直是巴勒斯坦人争取正义斗争的灵感源泉。”

“我们始终将你们视为榜样。”

由于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感到震惊，以年轻人为主的越南人开始大声疾呼以声援巴勒斯坦人。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越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两国为民族解放而共同奋斗的过程。

但是最近向越南年轻一代推广的以色列商业文化，却给越南和巴勒斯坦两国之间数十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许多人专注于在越南快速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他们受到以色列创业文化的启发，但却对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成功的阴暗面知之甚少。

去年年底，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Trinh与Vuong 组织了这次有哈马德发表讲话的聚会，而其灵感则来自于两人在美国学习期间遇到的学生活动。

Trinh和Vuong是越南青年中蓬勃发展的草根运动的一部分，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年轻人一直被巴勒斯坦事业所吸引。

但是越南对公共集会和政治活动的严格政策，意味着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必须想出低调且富有创意的方式来组织相关活动，以免引起越南当局不必要的关注。

在胡志明市，Trinh和他的一些朋友组织了有关巴勒斯坦的讨论和以巴勒斯坦为主题的绘画课程。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设计师，Trinh还与其他创意人士合作设计了亲巴勒斯坦的商品、政治艺术以及爱好者杂志。

在去年11月，越南活动人士放映了一些关于巴勒斯坦、“大灾难”和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历史的纪录片和电影，放映活动主题为“解放电影：巴勒斯坦永远与该目标同在”，据组织者称，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消除“西方和帝国主义”演员“对巴勒斯坦人的妖魔化”。

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越南语粉丝页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包括翻译的巴勒斯坦诗歌、声援巴勒斯坦的艺术品，以及对巴以冲突历史的分析，而巴勒斯坦驻越南大使馆则邀请了前抗美战争退伍军人、学者 、活动人士及公众参加纪念加沙遇难者的活动。

在去年11月29日，即联合国指定的“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越南政府还发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武文赏的信息，他在其中谈到了越南与巴勒斯坦之间悠久的兄弟情谊，以及“越南坚决支持和声援巴勒斯坦人争取正义的斗争”。

但是越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

在亲巴勒斯坦的越南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墙上投影着两幅战争图像：一幅是2023年遭到以色列空袭后的加沙，另一幅则是50多年前河内Kham Thien社区受到轰炸后留下的瓦砾 。

在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下令在圣诞节期间对越南首都进行轰炸，而Kham Thien社区遭受了最为严重的破坏。从12月18日开始，轰炸持续12个昼夜，约2万吨炸弹投向河内及其繁忙的北部港口城市海防等其他几个地方。

两张图像的并置以及两次战争产生的历史回响——无论是“夷平加沙”还是“将北越炸回石器时代”——构成了两国共同符号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些符号推动了越南当前的情绪——越南年轻人之间与巴勒斯坦的团结。

今年20岁的学生Hung表示，历史正在重演，他的父亲和祖父母都经历过1972年美军制造的“圣诞节大轰炸”。

Hung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看着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禁想起了父亲告诉我的关于他在童年经历过的故事——当时，他惊恐地看到炸弹落在河内的西湖附近，然后他感受到一阵冲击波。”

他说，“现在，这种情况日复一日地发生在加沙的每个人身上。”

“加沙的每一天，都会出现另一个Kham Thien社区。”

在越南各地举行的亲巴勒斯坦会议上，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和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之间正在建立类似的联系，年轻的活动人士正在利用战时类比，来向新的受众介绍巴勒斯坦事业。

手提袋和贴纸上印有战争年代的越南女战士的图像——她戴着传统的“ran”围巾，站在一名头戴阿拉伯头巾的巴勒斯坦女战士旁边。她们高举着一把门钥匙，象征着1948年“大灾难”时间，巴勒斯坦人在被以色列军队强行驱逐后失去的家园——当时至少有75万巴勒斯坦人遭受暴力流离失所并被剥夺财产。

战士们的下方分别用阿拉伯语和越南语写着：“从河至海”。

通过艺术、讨论和其他表达方式，越南的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正在帮助他们的同龄人理解犹太复国主义、“大灾难”、《奥斯陆协议》以及定居者殖民主义等概念。

他们一步一步地重申巴勒斯坦人遭受损失和驱逐的背景与历史，而越南当地媒体和书籍在讲述以色列崛起为经济成功故事时却忽略了这些内容。

Phuong是一位居住在意大利的越南画家，她推出了在线粉丝页面——“巴勒斯坦诗歌”，她表示，她对 去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发生的事情深感悲痛。

Phuong表示，她转向翻译诗歌作为抗议和表达对加沙战争的悲伤的一种方式。她现已将穆罕默德·达尔维什、法德瓦·图坎、加桑·扎克坦等巴勒斯坦作家的50多首诗歌从英语翻译成了越南语。

Phuong希望她能帮助她的读者欣赏巴勒斯坦文化及社会中的普遍人文主义，正如达尔维什和其他人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那样。

“巴勒斯坦人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Phuong指出，“他们也是一个拥有丰富而美丽遗产的民族，他们拥有复杂的哲学和艺术。越南人民需要知道这一点。”

阮平（Nguyen Binh）另一位年轻翻译家，他因翻译越南作品而闻名，例如将越南经典的“Tale of Kieu”翻译成英文。

Phuong和Binh目前正在将拉希德·哈利迪的著作《巴勒斯坦百年战争》翻译成越南语，以“发出未曾听到的声音”并填补越南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理解空白。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兼越南研究项目协调员黎洪和（Le Hong Hiep）表示，从冷战到上世纪90年代，越南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解放斗争的支持“坚定不移”。

黎洪和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部分原因在于越南领导人相信巴勒斯坦事业反映了他们自己争取统一和独立、反对外国势力的斗争。”

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8年与北越建立了关系，并于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在该国设立常驻代表处。该代表处很快成为了巴勒斯坦驻越南大使馆。

黎洪和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还多次欢迎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访问。越南在巴以冲突上的官方立场，一贯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命运自决权并建立巴勒斯坦国。”

在巴勒斯坦方面，达尔维什在1973年总结了这种友谊的纽带，当时，越南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并在1973年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从而结束了美国在该国的直接军事战斗。

这位诗人称，“在世界人民的良知之上，火炬已经从越南传递到了我们手中。”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越南对巴勒斯坦的声援记忆也同样如此。

半岛电视台记者采访的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表示，他们很难说服父母相信巴勒斯坦事业是正义的。

Hung表示，他的父母最初对加沙战争的反应是指责“那些首先发动战争的恐怖分子”。

他还表示，“我自己必须花一些时间向他们解释这件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直到那之后，他们才改变了原来的观点。”

巴勒斯坦驻越南大使萨阿迪·萨拉马表示，越南公众对巴勒斯坦事件缺乏认识，而当地媒体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

萨拉马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在位于河内的巴解组织驻地担任信息秘书，并在越南拥有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但他表示，近十年来，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息在当地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要低得多。他还指出，所出现的内容都是以敷衍的方式呈现的。

萨拉马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大多数人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解释称，当地记者往往缺乏有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专业知识。

“因此，他们回避对此事进行深入分析，而是选择不加批判地从西方来源进行复制和粘贴，而不向读者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

萨拉马承认，也存在极少数的例外，但是在越南对以色列普遍存在积极印象的同时，这些例外还不足以改变人们对巴勒斯坦的负面印象。

萨拉马表示，“对于越南人来说，以色列现在是发展的象征，是一个‘初创国家’。”

“他们看不到以色列的阴暗面。”

河内市中心著名的书市区Dinh Le距离哈马德谈论巴勒斯坦和童年的地点仅几步之遥。

虽然游客在这里很难找到有关巴勒斯坦的书籍，但是丹·塞纳和索尔·辛格于2009年出版的《创业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故事》的越南语版本并不少见。

这本书由AlphaBooks重新出版，该书在越南以其商业和科普书籍而闻名，并已成为越南的畅销书。

据越南信息通信部网站统计，该书已再版十几次，发行量超过200万册。

据该部称，越南一位领先的企业家订购了超过100万册《创业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故事》，而该企业家负责免费分发商业、科学和哲学等领域内的励志书籍。

一些人认为这本书在越南受到的欢迎，是以色列在越南公众中良好形象的核心，并且常常来自越南媒体对以色列的积极描述。

专家们表示，以色列的受欢迎程度也恰逢越南现代历史的关键时刻。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越南进行了被称为“Doi Moi”的经济改革，从而让该国拥抱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发展并促进创业。

与此同时，越南的外交政策将国家利益和独立，置于早期革命时期所谓的“意识形态纯洁性”之上。

虽然该国的正式名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但长期以来，它一直欢迎外国资本，并致力于与过去被视为敌人的国家和集团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这主要是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上。

黎洪和表示，越南的政策方针因其灵活性和务实性而被称为“竹子外交”，这些政策方针使该国能够与以色列在“经济、技术和安全领域”建立重要的伙伴关系。

他补充道，“尽管越南仍然同情巴勒斯坦的事业，但却在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强烈支持方面犹豫不决”，而这很可能是由于担心这会危及它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自去年10月以来，越南谴责以色列在与哈马斯的冲突中针对平民的暴行。

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越南“强烈谴责针对平民、人道主义工作者、记者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暴力袭击”。

此前，在去年10月27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越南与大多数会员国一起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加沙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保护平民、无条件释放人质，并实现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然而，河内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批评中公开点名以色列，以免将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置于严重风险之下。即便如此，以色列前驻越南大使在接受采访时，仍称越南当局对加沙的立场“令人失望”。

对于一些人来说，越南这种支持巴勒斯坦的姿态，并不足以回报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在冷战期间对河内提供的历史支持。

目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学者武明浩（Vu Minh Hoang）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在越南最需要的时候，巴解组织曾勇敢地挺身而出。”

他还表示，尽管越南的声明和投票支持了巴勒斯坦，但从总体而言，越南的实际立场似乎更加“亲近以色列”。

他补充道，要理解其中的原因，人们需要“追随金钱”。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越南是以色列武器的三大买家之一，占到以色列同期总销售额的8.5%。

以色列《国土报》在2022年报道称，在过去10年内，越南从以色列购买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国防装备，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电话黑客技术和无人机。

然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数据，在过去两年内，越南和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武器交易记录。

据路透社在本月报道，越南政府拒绝就这种明显放缓的原因发表评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韦泽曼告诉路透社记者，缺乏公开武器交易可能是持续艰苦谈判的结果，因为需要军舰、战斗机和无人机的越南可提供很有竞争力的报价。

武明浩自称是越南共产党的一名进步党员，并相信国际共产主义和人权理想。他也是对越南不加批判地推行“竹子外交”感到不满的少数越南学者之一。

武明浩认为，“竹子外交”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也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因为它允许为了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忽视原则性的政治立场，即使这意味着与严重侵犯人权的伙伴合作。

“它只相信‘没有永远的盟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信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武明浩引用英国前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的话这样说道。

他还表示，这种政策与越南革命政治及其解放斗争的鼎盛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补充道，“无论你怎么说，在冷战期间，越南拥有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忠诚。”

但即使是越南的老朋友现在也有自己的利益要追求。

在过去十年的时间内，曾经是越南最亲密盟友的柬埔寨和老挝，现在已经更亲近中国，并且支持中国对南海水域的领土主张——这一问题触及越南的核心利益。

武明浩表示，越南吸取了教训，“善行和牺牲”可能得不到欣赏——“即使是在朋友眼中”。

他还表示，越南推行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这是对西方几十年来对该国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的自然反应——制裁是因为越南在1978年底干预邻国柬埔寨以推翻其红色高棉政权，而在其统治下约有两百万人死亡。

但是越南仍应努力在政治原则方面做得更好。他引用越南的一句著名谚语补充称：“即使挨饿也要保持干净。即使衣衫褴褛，也要保持芳香。”

他还表示，“越南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实现这一理想”，他所指的是该国的革命历史和民族解放斗争。

年轻的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非常清楚，作为一个严格控制社会和人民的一党制国家，越南的革命历史并非没有问题。

但是巴勒斯坦人认同的是越南争取解放的斗争，而年轻的越南活动人士现在正在重新发现并在最近几个月的加沙战争期间开始钦佩这段历史。

Trinh表示，“我对巴勒斯坦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我们的斗争有多么相似。”

她还补充称，“我越了解越南在抗击帝国主义方面的坚韧和勇敢，就越为我们的胜利感到自豪。”

现在，Trinh表示，她希望“巴勒斯坦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成果”。

*文中的Trinh、Vuong和Hung均为化名，因为受访者出于话题敏感性而要求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