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与越共的区别：加沙是否已成为“新越南”？

“加沙抵抗运动修建的隧道是越南隧道的两倍，这些隧道在军事学校教授，军人阅读相关知识，并且战略家通过这些隧道制定计划。”

哈马斯政治局局长伊斯梅尔·哈尼亚

越南战争，或者越南人所说的越南对美国的抵抗战争，仍然是专家们用来了解装备落后的抵抗派系如何对抗占领超级大国的模型之一。尽管越南战争始于1955年11月，距今已近70年，但它与今天加沙发生的事情仍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军事分析家、美国中央司令部前通讯主任乔·布奇诺将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与上世纪发生的美越战争进行了比较，将加沙地下庞大的隧道网络和美国人在越南遇到的隧道联系起来。布奇诺指出，越共（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隧道在当时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美国的军事优势也因为这些地下迷宫而成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这些隧道使得越南军队能够在越南军队再次消失之前伏击地面上混乱的美军。

加沙隧道对比越南隧道

从地理性质来看，布奇诺认为，加沙隧道优于越南隧道，因为越南隧道延伸距离远，而加沙隧道则压缩成一个小得多的区域，这导致了其影响、范围扩大和追踪困难。而且，加沙海岸的土壤比越南东南部的土壤更软，这使得巴勒斯坦人能够建造更复杂的隧道，因此一些人估计其长度约为500公里，而越共网络的长度约为270公里（即加沙隧道距离的一半）。2016年初，在为一些在加沙挖掘隧道的“战备烈士”举行葬礼时，哈马斯政治局局长伊斯梅尔·哈尼亚表示，加沙的抵抗运动“建造了两倍于越南的抵抗隧道，这些隧道在军事学校教授，军人阅读相关知识，并且战略家通过这些隧道制定计划”。

布奇诺强调，以色列占领军仍然不知道加沙隧道网络的总深度和长度，据信隧道建造者将挖出的土壤倾倒入海中，因此很难检测到他们的活动范围。布奇诺认为，这证明了哈马斯的工程能力和数十年来的战略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他还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隧道的存在超出了其在战斗中的物理影响，还带来了心理影响，就像美国和越共之间的战斗一样，因为能够从地面出现的敌人通过引起混乱、恐慌和传播疑虑从而获得了心理优势。

退役美国陆军上校、现代战争研究所城市战研究负责人约翰·斯宾塞对此表示同意，他补充道，软土减少了以色列军队炸药的影响，因为软土吸收了爆炸的力量，而我们在加沙隧道中看到的防爆门则限制了冲击力通过隧道的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1月，美国第173空降旅与澳大利亚皇家团第1营联合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实施了“掠夺者行动”，美国人才意识到越南隧道的存在。尽管澳大利亚人已经掌握了其中一些隧道的入口，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地球迷宫的真正范围。后来，美军第三军团估计，建设这些网络大约需要20年时间。越南人在20世纪40年代与法国殖民者作战时开始建造这些隧道，其中一些隧道由多层组成，延伸数千英尺，而美国的报道表明，当时的越南隧道系统包括居民区、厨房、弹药工厂、医院和庇护所。这使得越南军队能够不受干扰地计划和行动，即使是在美国在胡志明市的一个庞大网络之上建立了一个主要基地的情况下。

这些越南隧道仍然能够抵抗猛烈炮击和美国的空中轰炸，就像加沙隧道一样，目前占领军的技术很难做到这一点。美国当时对抗越共的尝试包括：使用催泪瓦斯和烟雾弹，以及派遣训练有素的警犬穿过隧道，这让人想起以色列目前处理加沙隧道的方式，但美国军队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

美国作家兼战争历史学家威廉·海德（William B. Head）对此解释道：“越南的土壤含有粘土和铁，从而形成了类似水泥的粘合剂。” 该结构依赖于一种简单的机制，即挖掘工作在季风季节进行，此时土壤柔软，干燥后无需支撑即可保持稳定。而报告表明，加沙隧道内衬有混凝土，因此更加广泛和先进，而且还具有通风装置入口和隐藏在地下的火箭发射台。

当对手试图监视并透露其细节时，隧道是一个主要的困境，随着隧道越深，这项任务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以色列情报部门前官员埃亚勒·班表示，探地雷达在哈马斯隧道前的经验“无效”，因为它们的存在深度很深，有时会到达地下70至80米。此外，通过无人机穿透隧道的尝试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因为飞机到达隧道内100英尺的距离后，无人机向右或向左转，导致信号丢失。

毫无目的并以最暴力的手段

除了隧道问题外，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在不止一个方面与美越战争相似。美国记者哈罗德·迈耶森强调了以色列占领期间所犯下的过度暴力，并指出以色列决定在越南效仿“美国的愚蠢行为”。根据迈耶森的观点，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开始时都宣布他们正在追求一个特定的目标（越南的越共和加沙的哈马斯）。但最终，像以色列的情况那样，美军无法将他们的特定敌人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在这两起案件中，两者都停止了尝试，也不再关心他们造成的平民伤亡。

虽然迈耶森怀疑以色列是否关心这些平民的生命，但他断言，越南战争表明，随意的蓄意轰炸和过度使用武力使美国陷入了国际社会的蔑视状态，但目前，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正在加深已经存在的、因其侵略记录而广泛存在的蔑视。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因在越南过度使用武力而面临至今仍引起共鸣的严厉批评。尽管战争期间驻越南美军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承认平民意外死亡是一个“大问题”，但他将责任归咎于越共，并通过他们坚持出现在平民中来证明这一点是合理的，这与以色列方面为加沙伤亡辩护的借口相同。与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发出警告，呼吁加沙地带居民向南迁移一样，美军向越南村庄投放传单，呼吁居民立即撤离。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警告仅仅是为随后的屠杀提供虚假理由，并且是逃避国际法的企图的一部分。

对此，历史学家布莱恩·科迪和国际律师维克多·卡坦提出从国际法角度对越南战争和巴以冲突进行比较。这两位研究人员指出，《日内瓦公约》关注的是技术能力大致相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但越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表明，扩大国际人道法的范围以将国家内部的战争纳入其中非常重要。这导致了1977年《日内瓦第一议定书》的出现，该议定书涉及保护国际冲突中的受害者，这一议定书代表了对美国及其背后以色列的压力，因为它明确将国际人道法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人们反抗殖民统治、外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冲突。

科迪和卡坦解释道，制定该议定书的外交主要是受到越南经验的推动，越南经验证明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中的漏洞，但似乎它的发布时机对以色列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当时巴勒斯坦的斗争正在强烈地敲开大门。因此，一个由保守派和越战老兵组成的有影响力的团体以旨在保护以色列的理由阻止美国批准附加议定书。

这两场战争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经历的分裂和内部混乱状态，在以色列政府目前对加沙的侵略中也很突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麦克马斯特在其著作《玩忽职守》中指出，谎言、混淆视听以及对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操纵是导致越南灾难的最重要因素。麦克马斯特认为，美国总统过于注重短期政治目标，缺乏清晰认识，导致其无法应对越南局势的复杂性，并且在胜利的说法在民众中越来越不可信的时候，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却不断地谈论胜利的力量。美国人意识到，战争的继续下去将意味着更深地陷入越南泥潭。当针对北越的“滚雷”空中行动失败时，约翰逊否认了这次失败，并指责肇事者，称他们是“没有经验的男孩”。

同样，以色列官员的声明也反映出对加沙军事行动目标的同样困惑，一队人呼吁战争直至结束，而另一队人则认为应优先释放被抵抗组织拘留的人。战争目的的模糊性促使法国总统马克龙质疑以色列的目标，他是这样说的：“有人相信哈马斯有可能被彻底摧毁吗？如果是这样，这场战争将持续10年。” 与此同时，以色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隐瞒损失，试图维持民众对军队的信心，而以色列政府成员之间的分歧却不断升级。也许最显著的迹象是以色列占领国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X平台（前身为推特）上发布的推文，他在推文中要求情报部门领导人对10月7日的安全失败负责。

城市战和技术作用的减弱

这两场战争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它们都是城市战争。在此背景下，政治军事专家卡洛·卡罗（Carlo J.V. Caro）认为，每个城市都有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独特身份，因此在一个城市有效的军事方法可能在另一个城市失败。卡洛将这与情报角色的重要性联系起来，因为入侵未知区域是一次可能会失败的冒险。美国现代战争研究所指出，城市地形降低了情报、监视和侦察的有效性，并且尽管现代军队将预算投入到技术开发上，目的是在尽可能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摧毁其他部队，但城市地区却带来了另一个现实，主要为开放区域战斗而开发的优势和工具效果较差。

由此看来，美国在越南失败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美国哲学和人文学科教授雷蒙德·赫恩（Raymond Henn）提出的观点，他说道：“美国输掉越南战争就是因为热爱军事科学而忽视军事艺术。”美国相信其军事技术能够在无需交战的情况下结束战斗，但这种非正规战争显示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当时的人不适合在城市战场上作战。回到越南时代，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技术的盲目信任的形成与美国使用核武器远距离击败日本（比越南早几年）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

同样，以色列目前也因过度依赖技术而面临批评，甚至被认为是2023年10月7日失败的原因，正如以色列法律和技术专家特希拉·阿特舒勒（Tehila Altshuler）所说：“以色列军队屈从于科技，导致人为因素弱化，士兵与战场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