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加坡在以色列对加沙战争中“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
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城邦国家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从而反映了其长期以来奉行的“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的外交政策。
在本月早些时候召开的一次特别议会会议上，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解释称，新加坡“对两国方案的长期支持保持不变”，而在这样的方案下，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拥有家园，以色列也有权在安全的边境内生活。
他还强调，新加坡“一贯采取符合国际法的原则立场”，并支持全球和平与安全。
该国强烈谴责哈马斯在10月7日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的袭击并称之为“恐怖主义行径”。需要指出的是，这场袭击已造成1200人死亡、约200人被绑架为人质。
但是新加坡也谴责了加沙地带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该国外交部在上周五表示，它对这块被围困飞地的人道主义局势“深感担忧”。自以色列开始轰炸以来，该地区已有超过13000人死亡。
在今年10月底，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期间，新加坡是投票赞成一项保护平民、履行法律和人道主义义务的决议的120个国家之一。
政治分析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谭尤金（Eugene Tan）表示，新加坡的做法“以忠实遵守国际法，特别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前提”。
他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新加坡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同时也认为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不合理的，这两者“并不矛盾”。
与此同时，“还可以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支持以色列使用武力保护其合法利益，但也要求以色列的反应必须符合国际社会的规则和要求，以保障平民的安全、保障和福祉。”
“议会辩论表明，新加坡人可以对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悲剧持有非常强硬的观点，但同时又能就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应当如何应对而达成共识……简而言之，新加坡坚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拥有和平、安全和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
“普遍厌恶风险”
不过，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并没有出现支持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公开抗议活动。
新加坡人口以华裔为主，但也有相当多的马来裔穆斯林人口以及印度裔以口，长期以来，该国一直将维护社会凝聚力与宗教和谐放在首位。
谭尤金表示，这个城邦国家于1965年8月9日从马来西亚分离后建立，并形成了“新加坡根据国际法承诺自决权的背景”。
鉴于围绕最近这场冲突的“高度敏感性”，新加坡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先发制人措施来控制局势，并指出了公共安全面临的风险以及存在的安全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政府只允许公民进行抗议，并且只允许在市中心所谓的“演说者之角”进行抗议。
尽管在2014年的上一场加沙战争期间允许举行集会，但是新加坡当局仍在今年10月份拒绝了5项使用“演说者之角”举办与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相关的活动的申请。新加坡当局还警告不要公开展示与当前冲突相关的外国国家徽章，并告诉人们在支持筹款活动时要保持谨慎。
谭尤金表示，“我的直觉是，与2014年的情况相比，当前的局势更加敏感和情绪化，而且还涉及哈马斯的恐怖行动”，“我认为这更多的是要避免引入外国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只会造成社会分裂。”
新加坡社区组织者扎里斯·阿兹拉在手机上看到有关加沙的新闻时感到非常无助，她还看到了一段视频，其中数千名马来西亚人在他们的足球场上为巴勒斯坦高呼口号。
这位30岁的女性感到很有动力去做更多事情。
阿兹拉申请在“演说者之角”组织集会的许可，结果发现人们“兴趣激增”——在不到一天内就有740人登记并希望参与。她还向新加坡人发布了一份请愿书，呼吁立即在加沙停火。这份请愿书是在与当地政治观察员瓦利德·阿卜杜拉协商后起草的。截至11月20日，已有26280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
阿兹拉对她的申请遭到拒绝而感到失望，但她表示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通常会相当厌恶风险，我理解这个国家避免任何可能失控的情况的意愿。”
新加坡的激进主义往往更加微妙。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加入了有关支持巴勒斯坦的话题或运动，例如“#freewatermelontoday”、“#weargreenforpalestine”。
一场地下运动也随之兴起，人们身穿绿色衣服出现在莱佛士坊地铁站，并为巴勒斯坦祷告，还有人拿着一片片的西瓜拍照——西瓜切片已经成为巴勒斯坦团结的象征。
阿兹拉表示，“人们越来越想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因为巴勒斯坦人民每天都在经历着难以形容的恐怖。新加坡人需要一个安全、合法且有力的示威渠道。”
当地记者、活动人士克尔斯滕·汗在其时事通讯《We The Citizens》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将会影响新加坡人参与重要和细致对话的能力。
她还认为，这些警告和限制措施非常“幼稚”，“我们需要民间社会的参与、便利的讨论、自我教育的机会，以及以非暴力的方式组织争取正义和人权的活动。”
克尔斯滕补充称，在物理空间中聚集在一起的能力，“也可以非常强有力地帮助人们应对我们每天在新闻中看到的灾难。”
相比之下，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谭尤金认为，当局的举动是谨慎的，因为此类行为有可能“对我们来之不易的社会凝聚力与和谐产生不利影响”。
他还表示，“抗议活动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并煽动民众，但却不会推动冲突的发展。”
人道主义援助
在无法举行公众抗议的情况下，新加坡民间社会和信仰团体转而致力于为加沙组织人道主义援助。
截至11月14日，该国公众已经通过非营利性组织Rahmatan Lil Alamin基金会向加沙捐赠了近600万新加坡元（约合450万美元）。 此外，新加坡救援组织还紧急呼吁向该地区提供毯子，迄今为止，该组织已经收到近2500条毯子。这些毯子将被送往加沙地带——那里的冬季气温可低至13摄氏度。
新加坡救援组织主任乔纳森·豪表示，“我们理解冲突中涉及的政治因素，我们的重点在于最为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我们知道，随着冬天的临近，在一个看起来更像是地震灾区的城市内，弱势群体可能会死于寒冷。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为这场危机提供支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项目副研究员阿文德·拉詹特兰表示，归根结底，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背景之下，新加坡的关键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与与其最近邻国的稳定关系直接相关。
拉詹特兰指出，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马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两国经常因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而感受到更多的政治氛围”。目前，两国都举行了支持加沙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拉詹特兰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0月30日举行的第十届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一致认为，两国在巴以冲突上的不同外交立场不应影响双边关系。
新加坡“与所有人为友”的外交政策似乎能够使它同时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建立长期的良好关系。
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在议会上表示，多年来，该国政府已承诺向控制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与支持，并将继续这样做。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以色列在早年间帮助新加坡建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而且新加坡继续在包括科学与技术在内的许多领域内与以色列密切合作。
黄循财在议会演讲中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强硬派网站的地区互联网流量增加了3倍。
他表示，“我们还观察到反新加坡言论有所上升，包括地区极端主义分子在网上对新加坡发出暴力威胁。”
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反犹太主义的言论也有所增加。
黄循财指出，在今年10月，该国警方收到8起针对新加坡犹太人或穆斯林的攻击性言论或行为报告。这相当于该国警方从今年1月到9月期间收到的相关报告的总数。
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家安东尼奥·拉帕表示，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实行非国家干预政策。
作为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安全研究项目负责人，拉帕指出，站在以色列一边可能会冒不必要地激怒新加坡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风险，而支持巴勒斯坦则会背叛以色列——自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以来，以色列一直是新加坡的“不成文盟友”。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而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则没有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关于政府为压制公众集会而采取的严格控制措施，拉帕解释称，新加坡几十年来一直在恐惧的气氛中运行。
在谈到“堡垒国家”（garrison state）的想法时，拉帕指出，新加坡至今仍有一种“堡垒般”的心态，尤其是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该国周围都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大国，从而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紧张”。
他还表示，“尽管如此，将其他人的问题带入我们的国家并在人民内部制造紧张局势，这并非明智之举。我们不希望为新加坡制造敌意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