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思想”：再次将犹太复国主义定性为犯罪
当前对加沙的侵略成为了以色列占领国国际声誉的转折点，并让人回想起1948年的“大灾难”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战争罪行和种族清洗罪行，并为在国际舆论和国际司法面前审判以色列敞开了大门。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构成了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恰当材料，而不仅仅是谴责占领国。同样，这一问题还在许多勤奋的研究人员的工作中得到了学术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正是以伊兰·帕佩为首的一些前“以色列人”。
灭绝
联合国大会1975年第3370号决议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对此，有72票赞成、35票反对、32票弃权。随后，联合国大会在1991年的第46/86号决议中取消了这一决定，而这得到了111个国家的同意、25个国家的反对、13个国家弃权，另有15个国家缺席——在此之前，以色列以取消该决定作为其参加马德里和平会议的条件。
如今，加沙侵略的受害者已经超过了10万人，其中包括受伤和失踪的人口，此外，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和所有生活必需品都遭到了系统和蓄意的彻底破坏，包括持续针对医院和整个卫生系统的攻击，而针对平民发动灭绝战争的证据和事实也大量存在。
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西方部分政客所谓的“战争中发生的附带损害”，而是一项经过批准的计划和蓄意的方针，占领国的许多官员所发表的大量声明都为这些罪行奠定了基础，为这些罪行辩护并要求实施更多罪行。
这场侵略始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的一份声明——他在其中表示，占领军面对的是“人形动物”，然后又强调，要对加沙地带进行全面围困，不让“水、食物、电力或燃料进入其中”。此后，占领国总统也声明称，“加沙没有无辜之人”，旨在为这种集体杀戮提供辩护。
在战争期间，有数十名以色列医生签署了一份文件，要求将加沙的医院作为袭击目标，其中一名记者在直播节目中表示，只有杀掉10万名巴勒斯坦人，他才能够睡个好觉。正如犹太拉比埃利亚胡·马里在几天前所强调的那样，“根据犹太律法，加沙的所有人都应该被杀”，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则认为，“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都是定时炸弹”，因此，对他们实施种族清洗并不是一种错误，错误的是让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活了下来。
经常有报道（大多存在照片和记录）证明存在实地杀戮和处决平民囚犯的情况，以及针对幸存者的酷刑，还有围困、实施饥饿政策，并对等待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和救助的人群发动袭击，还有其他明显被视为战争罪行的事情。
类似的话语不断重复：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来自极端主义政府的政治决定，而是经过政府政策、军事与安全程序，同意识形态教义及倾向之间的协调。这种想法得到了以色列社会大多数的支持——以色列人对加沙战争（以及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的支持率超过了60%，尽管在这些战争期间充满了罪行，但其中许多人仍认为“这远远不够、无法达到要求”。
上述部分内容被用作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占领国的证据和事实，并且还在国际刑事法院和部分国家的地方法院对其某些官员提起了诉讼，但是还可能、也应该甚至呼吁对为上述所有罪行辩护的意识形态进行审判，我在这里所指的正是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
这种趋势不仅得到了现场证据的支持，也得到了分析其原因和动机而不仅仅是表象的学术研究的支持。也许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装备和投资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以色列学术本身。写下这些文字的人相信，当前的灭绝战争就是1948年“大灾难”事件的再现，因此，有关“大灾难”及其后几年的情况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所需研究的主要支柱，而伊兰·帕佩就是其中最值得仰仗的学者之一。
伊兰·帕佩被认为是以色列新历史学家中最重要的象征人物之一，他们的思想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曾在许多著作中提到在占领国建立之前的多年时光，然后是“大灾难”以及后来的多年时间，其批评集中在犹太复国主义身上，并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是当前所有犯罪行动的主要驱动力。
帕佩还谈到了以色列学术的三股浪潮：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完全屈服于当局，甚至忽略提及巴勒斯坦人和他们所遭受的事情，然后则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处于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压迫之下，并宣扬一种原则性的准道德立场，然后再是新犹太复国主义——它始于2000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并且促成了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占领国内的灭绝，并证实了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一切，但这一次却是通过辩护与支持的方式。
书中充满了几位“以色列”研究人员记录的大量信息和学术研究，并证实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压迫和罪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预先制定的种族清洗计划（阿农·戈兰：《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人：犹太国家内的阿拉伯少数民族》）。
该书证实了这样一个神话，即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定居在那里的犹太人有权获得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是数百年前在这里死去的犹太人的延伸（波瓦兹·艾弗龙：《民族代价》），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德国纳粹保持联系，并与他们在驱逐犹太人并迫使他们前往巴勒斯坦的目的上协调一致。在犹太大屠杀发生时，它忽视了帮助任何目的地不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本·古里安的演讲），并出于同一目的而在伊拉克等国策划了针对犹太人的爆炸袭击（耶胡达·尚哈夫：《伊拉克的犹太人》）。
关于“大灾难”的岁月及其后果，该书引用了部分研究人员的结论——其中一些人认为，驱逐巴勒斯坦人是犹太复国主义团伙在其D计划框架内的意图，而其大规模杀害非战斗平民、拆除村庄的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达尼·哈达里：《以色列独立战争》），以及即决处决和囚犯劳作（阿哈伦·克莱因：《独立战争中的阿拉伯囚犯》），此外还有其他罪行。
帕佩还谈到，种族主义是占领国政策的一个主要支柱，因为在占领国建立之前，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种族主义不仅反对被占领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将其驱逐出他们的土地，阻止他们返回，还以种族主义法律的形式夺取了他们的土地、房屋。此外还反对1948年被占领土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以色列”犹太人（埃利·阿夫拉哈姆：《以色列媒体：中心与外围》），甚至还反对占领国境内的人。
二十多年来——或许是自1982年入侵黎巴嫩以来，以色列感到自己的叙事不再在国际舞台上被接受，而巴勒斯坦的叙事正在与之竞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新的地位，以色列认识到，它的声誉正在下降，而它所“受到的压迫”已经不足以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因此，在2005年，它推出了一项公关活动来宣传自身及其“以色列标签”，作为对一系列反以活动的事态发展的回应，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但以色列在随后的评估中承认，尽管获得了巨额预算，但它却未能实现原定目标。
占领国在过去20年内输掉了几轮象征性的胜利，例如国际法院关于种族隔离墙的咨询意见（2004年）、欧盟国家境内的定居点商品标签（2016年），以及国际法院最近就其种族灭绝问题出台的初步裁决，并且还有可能在此后接受相关调查。
当前的战斗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近乎种族灭绝的罪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让人回想起在迫使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并占领其土地后促成“以色列”建国的类似罪行。因此，仅仅起诉这些罪行和实施犯罪的国家及官员已经远远不够了，而是还需要审判导致这些罪行并使之成为可能和合法行为的意识形态，而犹太复国主义正是其中的主要支柱。
如今，将犹太复国主义定性为刑事犯罪是可能的、期待的、必要的，以便从历史上证明巴勒斯坦的权利，并在未来保护它，以应对加沙当下的疯狂，以及未来再次出现这种疯狂的可能性。在此，作为以色列学术的一部分，这也是在这场科学、学术、政治、法律层面的战斗中的有效工具，特别是鉴于它主要依赖占领国本身在“大灾难”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