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已经失去了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动权
今年5月下旬，在科索沃北部城镇兹韦钱，挥舞钢管和投掷石块的塞族激进民族主义者袭击北约维和部队的画面，再次让这个巴尔干的“火药桶”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在科索沃警察护送最近在当地民意调查中遭到塞族居民抵制的阿族市长上任后，该地区北部以塞族为多数的地区便爆发了诸多的暴力事件。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将其部队置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一消息让许多不熟悉巴尔干事务的人质疑欧洲是否即将爆发另一场武装冲突。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并未处于另一场巴尔干战争的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科索沃局势不令人担忧。
除了暴力之外，在该地区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还在于：美国和欧盟在科索沃以及更广泛的西巴尔干地区助长塞族民族主义好战情绪，以走进新的危险阶段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其从塞尔维亚独立，并且得到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五国的支持。
而其独立发生在联合国临时行政当局近十年的国际监督之后——该机构设立于科索沃战争结束之时。在这个过渡期内，科索沃名义上仍然是当时的“南联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份”，但实际上，除了在科索沃北部少数以塞族人为主的城市内拥有一些存在之外，贝尔格莱德对这块领土的治理没有行使任何方面的实际主权。
科索沃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尽管其以阿尔巴尼亚族裔为主的地区往往会成为镇压的目标。在1989年，当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之后，他对科索沃实施了新的宪法制度，并将该地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使当地的阿族人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自由。这种严厉的统治最终导致阿族社区的武装抵抗，并最终导致了北约的军事干预。
在过去的15年内，美国和欧盟一直在寻求确保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尽管已有多轮高层会谈取得成功，但是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双方在解决问题上的分歧一如既往——发生在兹韦钱的冲突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里并不存在同等罪责的问题。问题几乎都存在于在塞尔维亚方面。
越来越专制的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政权明确拒绝接受科索沃的主权。在今年3月份于北马其顿奥赫里德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武契奇甚至拒绝签署他“已经同意”的所谓协议，并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告诉塞尔维亚公民，他不想“与科索沃共和国达成一项国际合法性协议”。
在塞尔维亚的国有媒体中，占到科索沃人口92%的阿族社区经常与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而普里什蒂纳当局则被贴上“临时”地方当局的标签。正如《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的那样，贝尔格莱德一直对科索沃北部以塞族人为多数的地区保持着一种秘密占领，并通过当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帮派网络进行地区管理。
但是塞尔维亚的这种态势并不仅限于科索沃地区。
被修正主义国家宣传浸染了三十多年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及该国大部分公众，都存在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中。贝尔格莱德和大部分塞尔维亚公众都不认为米洛舍维奇政权（武契奇曾在其最后一届内阁中担任信息部长）是南斯拉夫解体或者在随后十年内席卷该地区的冲突的主要策划者。
他们错误地声称，塞尔维亚在1991年至1999年期间没有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发动侵略战争。他们还错误地声称，塞尔维亚没有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针对波斯尼亚的非塞族人口策划一场系统性的、具有种族灭绝色彩的灭绝、恐怖和驱逐运动，而这场运动对波斯尼亚社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事实上，米洛舍维奇及其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代理人，存在严重的、针对波斯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暴力，以至于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波斯尼亚人的死亡人数占到了平民死亡总人数的一半，而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波斯尼亚人的死亡人数占到了平民死亡总人数82%。
战后的波斯尼亚仍然因功能失调和冲突而四分五裂，这是因为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了代顿和平协定，以及该国的新宪法赋予了民族沙文主义分子极大的自治权。在塞族共和国实体中，米洛舍维奇的种族灭绝清洗将其划分为以塞族为多数的地区以及忠于贝尔格莱德的地区，而米洛拉德·多迪克领导的分离主义政权破坏了哪怕是最为温和的改革，同时还在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帮助下，公开推动当地与波斯尼亚的分离。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全面军事行动的背景下，人们会认为，塞尔维亚及其代理人会受到严重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因为它们与克里姆林宫及其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主义机器存在着密切联系。但事实恰恰相反。
例如，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与北约维和部队在兹韦钱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国防部谴责了科索沃“总理”阿尔宾·库尔蒂派遣警察护送新当选的阿族市长前往其办公室的行为。
美国还将科索沃逐出了由北约牵头的“空中卫士-23”军事演习，并且威胁要对当地官员实施制裁。美国驻普里什蒂纳大使霍夫尼尔（Jeffrey Hovenier）也表示，美国将不再协助科索沃寻求国际承认。相比之下，塞尔维亚和武契奇并没有遭遇任何后果。
塞族共和国（斯普斯卡共和国）的领导人多迪克，也没有因为定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而受到任何影响，尽管美国和欧洲官员一再称普京为“战争犯”。塞族共和国这一实体仍在从欧盟获得用于各种开发项目的资金，尽管多迪克本身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制裁，但他仍继续在华盛顿公开游说美国官员。
波斯尼亚的塞族领导人也不是该地区唯一受益于西方当前程度极高的绥靖政策的反国家行为者。德拉甘·乔维奇（Dragan Covic）是强硬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党民共体（HDZ）的领导人，并且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庇护，而他的利益似乎也得到了由联合国任命的高级代表办公室(OHR)的直接捍卫。
在去年10月，该办公室利用其广泛的行政权力改写了波斯尼亚的选举法，并使其对乔维奇有利，然后又在今年4月修改了该联邦实体的宪法，以建立一个以民共体为主导的政府。
而在波斯尼亚，也与在科索沃一样，美国和欧盟似乎对在这些地区遏制俄罗斯的影响力并不感兴趣。相反，它们甚至试图容纳受莫斯科支持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得出结论：在西巴尔干半岛这样与其利益无关的地区，并不值得它们花费时间或者精力去对抗武契奇、多迪克或者乔维奇这样的人。
相反，美国和欧盟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作秀”的政策：既维持着其反对激进民族主义好战分子的表演姿态，又花费政治和外交资本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并寄希望于这能安抚他们。
当然，其结果只是在巴尔干地区滋生了一种更加大胆的民族极端主义模式，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由西方支持的。
遗憾的是，美国和欧盟似乎完全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而它们对兹韦钱暴力事件的超现实反应就是一记明证。除非包括西方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侨民以及议员盟友在内的地区公众，能够有效地证明西方在巴尔干地区的两面政策会对欧洲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危险，否则，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
然而，在此之前，贝尔格莱德很可能会继续煽动混乱，因为它深知，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将对此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