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标准还是文明冲突：我们如何在战争背景下解释西方对东方的行为？
加沙的血腥战争现已持续两个多月，这对一些国家在争取自由、正义和平等这一伟大人类价值观的胜利方面的立场构成了真正的考验，从而滋长了在团结和同情上的普遍观点中的选择性，以及对东方和西方发生事件的判断和立场上的双重标准，其中的动机通常是以牺牲原则为代价的利益，而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却又被视为命运自决和人权的时代宪法。
这里指的是绝对意义上的人，而无论其身在何处，无论其宗教、文化和种族背景如何。这在国际思想和惯例中是常见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围绕这些西方人类价值观的矛盾（如果不是纯粹的虚伪的话）的程度被揭露出来。这是因为，以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民主模式为基础的人权和自由、平等、正义哲学的记录，已经在现实的层面上完全崩溃了。无价值的利益和缺乏道德的权力不仅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的视野中盛行——他们曾对打着同样口号和名义的各种形式的权力、殖民主义和破坏行为有着痛苦的经历，而且这还在广泛的西方舆论中盛行。
西方舆论从加沙的血腥洗礼传递出来的信号中警醒，而这种信号也伴随着表达深刻道德挫折的政治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会对阿拉伯人民和伊斯兰人民对这些西方国家的看法和认知产生影响，而这些西方国家尚未摆脱看待他者的心理优越——无论是其他的文明、文化还是人民，从而可能会使东西方之间的鲜明差异浮出水面，并助长基于文化和文明的分歧与偏见。
欧美绝对偏袒以色列的立场，是否会促使它们在尖锐的文化差异基础上绘制新的世界地图，从而加深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又或者说，西方舆论良知的觉醒——从对巴勒斯坦问题日益增长的同情中可见一斑——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创造一种平衡，并推动主流叙事发生改变？
亨廷顿对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建立在东西方之间尖锐的文化基础上，认为这种文化和文明上的差异将会助长和滋生冲突，并且往往是在宗教起源激发的暴力阴影下，呈现伊斯兰教、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
东西方之间尖锐分歧的回归
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追踪了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立场及其向以色列提供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之后）的舆论无法在文明和文化性质的联盟之外理解这一点，此外还有它们在中东发挥的职能作用所存在的利益冲突。
这种情况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因为它见证了大量表达支持和援助的访问、对以色列叙事的认同，为夺走数千名儿童、妇女和老人生命的军事行动提供全面政治掩护，强制性的流离失所，以及摧毁医院和宗教场所（包括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的行动，而在这些场所里还有大量流离失所的避难者。
战争通常是在习惯、道德惯例、宪章和法律的约束下进行的，每场战争都有它不可逾越的道德界限，都有它不敢涉足的地方，但是眼前的情况却与此完全相反，这一切以及那些在当代道德观念和制度方面表现出色的国家，却为违背这些观念和制度提供了掩护，从而加剧了这种二元对立和矛盾的状态。
这就表明立场往往是在远离道德和伦理动机的基础上确立的，而为战争辩护的政治和媒体话语叙事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所有的政治和道德批评——让人想起占领、定居问题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蚀——都被视为反犹太主义，并且需要在法律上对其定罪，还在媒体层面和现实中受到围攻。
人们没有注意到，这种支持种族清洗和以历史上最可怕、最血腥的方式虐待巴勒斯坦人的立场与政策的态度，其性质将会扩大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加深双方之间尖锐的分歧，并摧毁这些国家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人民之间的关系桥梁，而巴勒斯坦和阿克萨清真寺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的良知、文化和历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
相反，在巴勒斯坦人的鲜血铺就的地毯之上产生的消极或结盟立场，其背后的具体标准所存在的不平衡，有着一段类似的历史，无论是巴勒斯坦人民持续不断的苦难，还是自殖民时期以来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正如政治家和媒体人物常说的那样，其立场背后有着各异的动机与推动力，并且主要基于“我们”和“他们”，其背景是文化与政治的交织，再加上文明和宗教层面的影响，从而具有很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且远离道德和理性的角度，从而引发了对未来构成威胁的冲突根源。
当人类和道德标准缺失时，文明的冲突就会加剧
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加沙战争的官方立场上的结盟，让人不禁想起西方与东方之间关系的本质，这种关系在历史上一直以许多的起落为特征：时而达成一致，时而发生冲突。在其他许多时候，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各个层面持续不断地成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凸显宗教与文明差异的主要因素。
尽管西方不是同一个整体，而是多元化、相互交织的集团，但东方也并不是很多西方政客和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文明所形成的尖锐地位——从中世纪到安达卢西亚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的历史舞台上——使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陷入困境，并带来了先于尝试沟通与合作的差异和分歧。
这种地缘政治趋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并在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设计了世界地图，其背后的推动者包括伯纳德·路易斯、塞缪尔·亨廷顿等带有这种文化趋势的人物。
这是要在伊斯兰教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中体现美国所面临的新挑战，而这种体现的特点是充满扭曲和肤浅，它在单边和僵化的文明与文化基础和模板上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从动态、多元和互动的基础上看待这个世界，而只有后一种看法才能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与规则之上，在不同文化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公正、公平的沟通桥梁。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了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并代表了当时的美国战略趋势。这种观点建立在东西方之间尖锐的文化基础上，认为这种文化和文明上的差异将会助长和滋生冲突，并且往往是在宗教起源激发的暴力阴影下，呈现伊斯兰教、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
尽管这种观点已经在学术界和政治家的言辞层面上消失，但是在巴勒斯坦当前的冲突中所发生的一切，又让这种观点再次回到了风口浪尖。
有些人甚至直接谈到有必要修改教育课程，以消除巴勒斯坦人意识中的暴力种子，并将这场冲突称为纯粹的宗教冲突，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
- 第一：忽视伊斯兰教的真理以及其价值观、文本和文明经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建立共存、宽容和仁慈的坚实道德基础。
- 第二：这是对巴以问题本源的一种规避和混淆，而该问题已经成为包括西方国家政客在内的人类普遍同情的对象。
巴以问题的根源在于占领、定居点以及国际社会未能按照国际决议的规定去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最低限度的正义，或是迫使以色列尊重国际法，以及从长远的角度解除对加沙地区两百万人口的围困。
现在必须做的是使加沙免遭战火和数千吨炸药的侵害——这些炸药正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摧毁加沙的建筑物并烧伤加沙人民。
我们所目睹的对事实的歪曲和对意识的扭曲，使得这种无视人类尊严神圣性、生命权和命运自决权的大规模流血行动，成为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
当以色列战时内阁的一位部长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是“人形动物”时，人类的意识会更好地觉醒，而将他们非人化的做法，则是要实施大规模清洗和屠杀的前奏。
但这种言论却是在一场集体竞争的背景下出现的——争相掩盖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悲剧。如果杀戮的机器无法停止，那么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场悲剧将对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全世界人类团结起来所产生的结果，也将影响到那些主要的国家。
结论就是，人们在某些危机、冲突和压力环境中的敏感立场，是由其心理、认知和政治动态决定的，鉴于巴勒斯坦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民众意识中的象征意义，那里发生的事情会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在加沙战争中以“自卫权”的名义结盟，而不考虑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权利，这是西方政治体系及其形成的意识中存在严重缺陷的表现，而这会让人回想起殖民文化与问题的根源。如果不放弃这种代表着道德倒退的立场，那么西方与东方之间尖锐的文明冲突还将进一步加剧，未来出现的问题还会更多。
但是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巴勒斯坦问题得以在西方舆论内部产生新的活力，而这种活力与部分国家的消极政治立场形成了平衡，并且有利于基于道德和人性的合作前景。而这也将是下一篇文章要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