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的失败更多地反映了西方而不是加沙
自加沙发生又一场战争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超过650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的无情轰炸杀死，而在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的武装袭击中，也有1400名以色列人死亡。
看着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我对双方杀害平民时存在的显著差异感到震惊。
许多西方媒体坚持强调杀害以色列平民属于不道德行为，正如哈马斯所做的那样，同时又在拼命弱化以色列军方通过地毯式的轰炸无差别地杀害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中的不道德本质。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之夜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巴勒斯坦驻英国特派团团长侯赛姆·祖姆洛特表示，他的7名家庭成员都已死在以色列的轰炸之下，对此，采访主持人的反应仅仅是充满敷衍地表示哀悼，并且立即宣称——“你们不能宽恕在以色列境内杀害平民的行为”。
祖姆洛特并未将他的个人悲剧作为哈马斯实施暴行的理由，而是在直接回答关于他们发生了什么的问题。然而，即使是做到了这样的地步，他现在发现自己也被要求发出谴责，但不是谴责那些谋杀了他们的人，而是谴责杀害了其他人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观看的所有对同样失去了亲人的以色列人的采访中，我还没有看到哪一名受害者被追问他们是否宽恕他们政府的行为，或者否认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给巴勒斯坦人贴上“人形动物”的标签。也没有人被要求谴责当前引发争议的种族灭绝以及对加沙平民的驱逐。
“我们被预设为看不到巴勒斯坦的人性，因为殖民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仍然是西方国家、机构、人民和媒体看待世界的主要视角——当然，地缘政治利益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在《新人道主义》发表的社论中，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荣耀，与巴勒斯坦反对入侵、剥夺和种族清洗的非法斗争进行了对比。
很少会有媒体费心去追问：两百多万人口是如何挤在一个狭小的地带里的，也很少有人会去讨论这场长达16年的封锁——这种封锁使这片领土变成了世界公认的露天监狱。
媒体对加沙战争报道中的这些不足和对事实的歪曲，反映了一个经常被所谓的“新闻客观性”所混淆的现实。真相就是，记者对什么内容适合发表的自由裁量权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这总是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的限制。
美国媒体伦理学家约翰·卡尔霍恩·梅里尔曾断言，“一个国家的新闻业不能超越社会所允许的限度；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落后太远。”
认识到文化如何与新闻相互作用，正是理解这些偏见的关键，而其中许多偏见根植于历史。我们在加沙战争的报道中所看到的，首先是对新闻业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承认的社会限制的一种展示。
存在明显的审查制度。那些将巴勒斯坦人人性化或者偏离官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路线的观点，已经受到了压制。关于抗议活动和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表达受到了镇压，并且威胁要逮捕那些悬挂巴勒斯坦国旗的人，而大型科技公司也在试图删除或禁止那些声援巴勒斯坦的内容。
半岛电视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新闻编辑室的编辑们不鼓励任何提供哈马斯袭击背景的尝试，因为这对观众来说将是不愉快的体验。
然而，审查制度并不是一项充分的解释。正如梅里尔所说的那样，新闻业“不能远远落后于”社会。新闻伦理以及指导新闻伦理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并不仅仅属于新闻工作者。相反，它们反映了媒体对全社会的期望。
从本质上来讲，对以色列和加沙的报道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关于记者本身和他们的文化，而不是关于该地区的事件。
从历史上来看，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一直是西方文化思想中有案可查的特征。犹太人曾经像今天的穆斯林一样受到种族歧视，并经常遭受大屠杀。然而，在恐怖的犹太大屠杀之后，反犹主义在西方文化中被广泛谴责为不可接受且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
相比之下，西方的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情绪却从未受到过同样的谴责。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冲突，而以色列则一直利用这场战争来将它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框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毫不奇怪的是，许多西方人似乎认为，承认犹太人的人性，就必须同时承认穆斯林或者阿拉伯人的非人化（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总是被混为一谈)。
即使面对自建国以来不可否认的暴行，也要坚持以色列拥有自卫的“权利”，这反映了西方的普遍看法，即阿拉伯平民的死亡，是以换取色列安全与心灵安宁的可接受的代价。
相比之下，就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最近发现的那样，甚至连试图提及以色列平民死亡发生的背景，都会被认为是令人发指的举动。
西方媒体的报道反映了这种可怕的文化算计——片面地要求谴责，将以色列悲剧的个体化和人性化，建立在对巴勒斯坦悲剧的消极言辞之上，并与巴勒斯坦群众无差别的苦难并存。
这种算计在死亡的意象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社交媒体和电视报道充斥着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图像，但是以色列人死亡的图像则相对较少。诸如”被斩首的婴儿”之类的词语和描述，被认为足以说明以色列人死亡的恐怖。然而，巴勒斯坦人死亡的恐怖则需要通过血淋淋的画面才能建立。
观众不断被提醒，哈马斯已被西方政府指定为“恐怖组织”，但却没有人权组织和联合国将以色列描述为“种族隔离政权”。
对以色列行为的批评，甚至是将受害者人性化的企图，都被定性为“反犹主义”的表达，而这比反阿拉伯情绪所带来的文化惩罚要严重得多。
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要记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集体化的、模糊的概念，不应该假设文化概念被每个属于该文化的人持有或接受。
欧洲和北美发生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就是一个例子。关键是，文化的确会影响媒体的态度、道德和框架，以及对记者所能做的事情的限制。
媒体从业人员需要认识到事实，并重新思考在记者主要向与他们长相和想法相似的观众报道新闻的时代，构建道德和专业实践。
如今，当新闻报道即时在世界各地播出时，文化盲点可能表现为一些不道德的做法，包括为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辩护。他们应该倾听并认真对待针对他们的报道和框架的一再抱怨。这需要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迄今未能表现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