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并不总是敌人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在中东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和地区紧张局势，在过去十年中，中东地区的宗派色彩越来越浓厚。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被一些分析家认定为“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的最前沿。
利雅得和德黑兰受到整个地区国家分裂的鼓舞，两国感到有机会提高自己在中东的地位，并已开始就获得区域影响力展开了激烈竞争。在代理人冲突中，宗教修辞和忠诚的频繁使用使一些观察者得出结论，这场竞争本质上主要是宗派主义，源于历史上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
但仔细研究最近的历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本文中，我们挑战“古老仇恨”论点，并认为当前的宗派关系紧张主要是为两国国内和区域议程服务的政治构架。
革命前的关系
逊尼派和什叶派团体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经常被称之为根深蒂固，被认为是历史和神学对立的结果。
在关于作为穆斯林领导人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问题（即是否应该锁定为穆罕默德家族之中）的分歧中，人们常常寻求今天“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的根源。随后在公历680年的卡尔巴拉之战中，他的孙子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ibn Ali）被忠于乌马亚德·哈里发·亚齐德的部队杀害，这加强了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裂。
据说，什叶派认为逊尼派是乌马亚德人篡夺权力的支持者，并且是先知穆罕默德真正继承人死亡的原因，而逊尼派则认为，什叶派是“叛教者”，背离了“真正伊斯兰教”。
在16和17世纪，萨非王朝逐渐将逊尼派伊朗转变为什叶派伊斯兰教堡垒。然后，在18世纪，沙特议院采用了极端保守的逊尼派分支瓦哈比派主义，一些人认为，这两个发展标志着宗派主义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对抗的开始。
近年来，德黑兰和利雅得都在互相敌视时积极使用宗教语言，他们还试图通过代理人，似乎是按照宗派主义来影响他们的影响力，这促使一些人谈论“什叶派与逊尼派鸿沟的重生”。
但是，仅通过宗派主义的眼光来看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之间的界线在历史和神学上有时模糊不清，并不总是那么分裂。此外，过去60年的历史事件和事态发展表明，到目前为止，宗教情绪并不是利雅得和德黑兰决策的主要因素。
海湾两岸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区域影响力和内部稳定，两国都有谋求区域安全和霸权的资源和雄心，并且都拥有薄弱的一面——居住在石油资源丰富的省份中的宗教和族裔少数派。
每当他们的利益没有直接冲突时，两国之间就会有很多时间进行积极接触和合作。
政治冷战与合作
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将目光投向中东地区大国，以建立坚实的战线来抵制苏联势力的扩大，并确保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结果，在巴列维王朝下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成为美国提供地区安全“孪生支柱”的一部分。在1960年代和70年代，两国紧密合作，并保持着良好关系。
埃及军队对也门战争（1962-1970）的干预以支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领导的政变，他们也将利雅得和德黑兰召集在一起，因为他们支持为维护伊玛目Zaidi King统治而战斗的部队，一些忠实于伊玛特的战士从沙特阿拉伯前往伊朗接受训练。
也门与沙特阿拉伯有着长久的边界以及历史和部落联系，也门代表了沙特人的“红线”。就伊朗人而言，他们担心当时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后者在伊朗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石油资源丰富的胡泽斯坦省激起了反沙赫情绪。
1997年5月，伊朗新当选的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承诺访问阿拉伯国家，并前往沙特港口城市吉达，在那里与当时的沙特国王法赫德举行了会晤。在会议结束时，他们发表了联合公报，其中承诺“不干涉彼此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以及由约束该地区各国宗教和遗产联系带来的和平共处”。
1997年12月，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前往伊朗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哈塔米向他致意，哈塔米在两颊上象征性地亲吻了他。沙特人明确表示，“如果两国政府都有政治意愿，与伊朗的合作就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
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复兴党政权在2003年垮台，开启了伊朗与沙特关系的新篇章。
更强硬的内贾德总统——他在2005年当选——领导伊朗很快利用其广泛联系，以反对复兴党，这种联系是其长期持有的一部分，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立足点和零散的伊拉克。伊朗在受到美国和联合国严厉制裁之后，试图遏制美国在其西部边界的存在和影响，并成为影响伊拉克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德黑兰设法在伊拉克安全部门和各种政治力量（什叶派和非什叶派）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
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伊朗通过强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承诺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寻求获得普通阿拉伯人的支持。正如一位什叶派学者所说的那样，当时伊朗的外交政策是“逊尼派”。
然而，在沙特阿拉伯，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被视为主要威胁。沙特官员一再敦促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参与行动，甚至要求华盛顿对伊朗的核计划发动军事打击，以“切断蛇头”。
几年后，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敌对情绪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每个人都试图塑造阿拉伯起义的结果，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为此采取了看似矛盾的政策。
他们支持一些起义，而反对其他起义。伊朗以尊重“人民意愿”名义支持巴林的抗议活动，但由于其试图镇压反政权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因此，迅速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派遣军事支持和人员支持。
沙特阿拉伯则相反，其派出军队帮助巴林君主制重新控制街头民众，但在叙利亚，沙特阿拉伯支持武装反对派，为其提供了慷慨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接受了宗派的言论和效忠，以补充在巴林、叙利亚和也门的军事部署。尽管这三个国家的冲突很容易使逊尼派与什叶派进行对抗，但这三个国家的现实却十分复杂。
也门的例子完美地说明了宗派论证的谬误。就像1960年代一样，“瓦哈比·利雅得”和“世俗的德黑兰”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宗教考虑，支持了伊马什什叶派亲军。2011年之后，他们根据当前的利益支持了各种政治参与者。
在支持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本人也是宰德派成员）多年之后，沙特阿拉伯与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达成协议，要求萨利赫在2011年辞职。到2014年，萨利赫重返也门，并与胡塞武装——宰德派武装力量——结盟，他曾试图消灭这些人，结果只是背叛了他们，因为出现了与利雅得和解的机会。
即使沙特阿拉伯在2015年向胡塞武装发动了一场战争，宣布他们是伊朗的代理人，但在萨利赫被推翻后的几个月中，沙特阿拉伯确实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接触，因为该国试图塑造也门政治过渡结果，伊朗方面则与南部的左翼势力和分离主义分子接触，试图扩大其在也门的影响力。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可以和解吗？
阿拉伯之春和伊朗与沙特紧张局势的升级也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两国的国内局势，在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抗议活动是在阿拉伯起义的启发下爆发的，君主制受到威胁，并再次发起了血腥镇压，声称抗议者是“恐怖分子”、“伊朗特工”和“第五纵队”。
伊朗也目睹了胡塞斯坦和锡斯坦-巴鲁奇斯坦省的少数民族以及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中不满青年和普通公民的类似动乱，伊朗政府一再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阿拉伯人口中煽动骚乱并助长了暴力，例如2018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阿瓦士举行阅兵仪式期间遭遇的恐怖袭击。
尽管存在这种敌对情绪，但情况还是可以有所改善。
由于伊朗与沙特关系发展受到第三方（主要是美国）干预的高度影响，因此，华盛顿新政府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并缓解紧张局势。
事实上，华盛顿可能意识到，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可能有益于其地区利益。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他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前总统特朗普退出的伊核协议，这在德黑兰激起了不同的反应，并警告了该地区的一些美国盟友，包括沙特阿拉伯。
但是，核协议可能是使两国进入谈判的机会，已经有提议将利雅得包括在今后与德黑兰的任何对话中。
在利雅得、德黑兰和华盛顿竞争利益和恐惧之间寻找到平衡方法并非易事，但了解竞争的方式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宗教可以发挥作用，但这种竞争更多地是关于政治和地区安全，而不是“古老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和平（或至少某种程度的正常化关系）非常有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