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谎言

1948年7月23日,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邀请仪式”上,三K党领导人塞缪尔·格林在两个孩子陪同下,接纳了700名新成员(美联社)

1月6日,白人和富裕的国会议员也许是第一次被迫意识到,纳粹主义者可以执行多项任务。以前,他们可能认为种族主义暴力遵循一定的逻辑。林奇暴民会根据种族分类来屠杀受害者,攻击最底层人民,然后向上层移动,从而留出足够时间进行戒备,而纳粹主义者则没有足够时间逃脱——如果有必要的话。

现在,他们发现身着The Revenant服饰的人们不遵守计划,他们不仅会追赶黑人上楼梯,就像他们持火炬手前辈在纽约的暴民暴动中追赶有色孤儿庇护所中的黑人孩子一样,或者在塔尔萨林奇暴动暴乱中袭击布满火光的主要街道上的黑人行人。但是,他们还设想绑架冲突的副总统和穿着皮草大衣的参议员。

当黑人教堂遭到枪击或焚毁,墨西哥边境附近的百货公司或交通停靠处的黑人司机被袭击时,通过思想和祈祷以及谈论“开始对话”,就可以轻易地抹去溢出的血液。但在1月6日,他们——白人富裕的国会议员——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而退缩,担心自己的孩子成为孤儿,并被迫观看他们沾满鲜血的上衣视频,当他们躺在地板上而无法再站起来,他们生活在一群眼神中闪着光的人群之下,并希望证明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突然,我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离开了对话,不再谈论“他不值得弹劾”,也不再等待白人至上的总统“借此机会医治国家”。取而代之的是,国会通过了一项行动,以通过《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对弹劾总统进行投票表决。

甚至有少数保守派人士也加入其中,他们以前对阴谋论感到沉默。传统上,犹太人吃婴儿,黑人强奸白人妇女,穆斯林策划伊斯兰教法秘密收购,墨西哥派强奸犯和偷窃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阴谋的谈论者都是保守派选票者,只留下非白人尸体。

当保守派媒体意识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个男人也在偷偷摸摸寻找他们时,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本应只煽动针对“黑人”和“激进左派”的大屠杀,他们的主持人直接注视着镜头,以煽动观众的声音说,卢旺达1994年大声疾呼“砍伐高大的树木”,他们迫切希望“你”的到来。

但是今天,我们被告知这是美国全新的一天,乔·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国会大厦中的碎玻璃已经被尽职的员工清理干净,冲击华盛顿国会大厦事件的愤怒正在消退,右派和左派回到各自营地,拜登表示,“人民们,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拜登表示,我们必须互相倾听,停止喊叫,降低温度,结束这场非内战。好像两个阵营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正在杀死另一方的战斗,而是一个礼节问题。就像“黑人生命也重要”提出的一个口号标语,“只是想要被听到”——自由派政治人物继续曲解这些口号——一样,并没有下令让我们生存下去。

拜登笑了笑,张开双臂说,“伙计”,就像那样,否则,批判思想家们正确地嘲笑专家和评论家,而这些专家和评论家则在前总统特朗普的种种退缩中大声疾呼,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摆脱种族主义的根源,他们想知道现在是否是美国时刻。如果到了这一刻,美国可能最终将以某种重要方式摆脱白人至上的地位。如果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按照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指示,服从其“更好的天使”。

拜登在自己的演讲中回应了林肯在他就职演讲中的统一主题“我们的天性更好的天使”,但是,拜登没有提到林肯讲话的目的是在内战前夕向南方白人做出保证,证明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而且,作为他们的朋友,他不打算给脖子上佩戴者镣铐的非洲人赋予自由。

自由主义者报告获得喘息并恢复活力,一个深夜的表演把拉什莫尔山的蒙太奇和马丁·路德·金的雕像合在一起庆祝。 “向左推”人员卷起袖子,阿诺德·施瓦辛格举起了剑。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在美国国会大厦台阶上获得了一个平台,将她的艺术作品奉献给批判的爱国主义。

“团结!”从教堂的钟声,士兵和儿童的口中响起。民主党人警告共和党人,如果没有问责制,就不能拥抱,但是,一旦最后一块碎玻璃被扫过地毯,就标志着回到两党治理的道路。

甚至白人左派也向黑人至高无上的主义者表示宽容,而黑人则宽恕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勾勒出最左派在反对自由主义霸权斗争中建立通往最右派桥梁的方法。事实上,几乎所有殖民地都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唱着古老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精神歌唱:“终于团结了!终于团结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团结了!”

但是,这还不够。美国将像特朗普一样,不会摇摆。

美国的团结贯穿黑人的肋骨,从成立之初就是白人民族主义者。早在1676年,团结就意味着将“白人”这一类别立法存在,非洲人被明确拒绝赋予这一新的人类特权,希望白人在法律上有优势,从而导致至高无上的统治,再也不会像纳撒尼尔·培根在那一年的反土著叛乱期间那样,无法再次诱使非洲人加入反对国家的叛乱。

培根诱使白人和黑人的契约仆人加入他,以换取他们的自由,诱使他们参加定居者土地所有者与土著人民的战争,后来演变成与政府的全面战争。就像在几个非洲殖民地中故意创造中产阶级一样,白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发明为在反殖民人口与州长之间的缓冲地带。

正如历史学家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在他的著作《 1776年的反革命》中所表明的那样,美国革命并不是自由实验的诞生之作。相反,这是整个殖民地的反革命,其目的绝大部分是镇压新生黑人废除种植园的叛乱和逃亡的前奴隶,他们加入了英国,与以前的主人作战:美国爱国者。

在天花击落大部分“埃塞俄比亚军团”之后,爱国定居者就战胜了英国,由逃离爱国者大师的奴役黑人组成的部队,加入了英国维吉尼亚殖民地总督邓莫尔(Lord Dunmore)。

邓莫尔勋爵极度反对叛乱分子,下令释放将为英属王室与美国爱国者作战的任何契约仆人和黑人,成千上万的人加入邓莫尔勋爵力量,但他们的故事却被美国民族主义历史的中流砥柱所遗忘,“殖民地海军陆战队”——英军训练曾经奴役黑人的一种政体——烧毁了白宫,黑人反抗美国爱国者、美国爱国主义、主人及其殖民地历史的其余部分。克里斯珀斯·阿图克斯(Crispus Attucks)的半身像被放置在地毯顶部,以确保这些声音得到稳固的抑制。

追逐英国人后,定居者爱国者继续建立新的共和国:美国。他们说,这是对民主的试验,一个不完美的项目将自由的希望扩展到了后来每一代越来越多的人中,但这是一个谎言。

自由不是送给人们的礼物,这是奴隶制的缺失,没有第二层的自由,没有完美无缺或不断扩展的自由。它要么是一个连锁的人群,要么一个都不是,奴隶制仍然是自由的对立面。

不能说奴隶主的共和国是不完美的自由通道,而把女人绑在地下室的男人则可以说是不完美的解放者,也不应相信他的故事是在地下室结构中嵌入了最终的自由,也不是他没有辜负自己陈述的理想,他关于奴役自由或除奴隶之外的所有人自由仍然是自由论点,也不应受到重视,奴役不是自由的计划。

当然,美国殖民地一直是一群将俘虏囚禁在地下室人的殖民地,人们总是期望他们有一天会说——正如连环绑架者、强奸犯和奴役者爱丽尔·卡斯特罗(Ariel Castro)在受审时所做的那样——“我不是怪物”,但这必须是矛盾的。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意图和约束对象。有些人跳起来否认这一点,这不是他们希望胆敢的证明,而是他们无视和解雇了在奴隶状态下压垮的生命证据,他们大胆地奉献自己的谎言。

宪法11条规定中有10条规定保护奴隶财产,并不是对“建国时代”的讽刺,在自由计划中,黑人并不是一个明显的疏忽,并不是说自由错过了目标,制定者的思想中没有任何莫名其妙的矛盾,否则他们的思想就停留在自由上。这很简单,黑人由于美国统一的原因而无法自由生活,美国统一就是白人的团结。

要求安全地将种植者的奴隶主阶级纳入联盟,以消除他们担心在一个纵火、砍刀和钢笔在殖民地和世界上与奴隶制作斗争的时代,担心他们将失去肉体财产。

策划者并没有受到“时代人物”的限制,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仍然有办法参加比赛的社会中,启蒙者并未受到启发。相反,他们广泛阅读了对“特殊制度”的批评,他们非常了解奴隶制的批评者,他们朝他们开枪。

爱国者共和国成立55年后的1831年,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奴隶纳特纳(Nat Turner)及其他人员对美国自由做出了绝对非美国的解释,这种解释更接近海地人模式,他们看上去与白人模样差不多,至上主义者。作为回应,白人穷人和富人联手组成了暴民,拷打和净化追求自由的黑人和任何看起来像他们的人。

曾经被奴役的哈里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回忆起“乡村绅士”对“各种各样的士兵人群”下令,寻找可能发现的黑人。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到日出时,人们涌入城镇二十英里以内的每片领土。我知道要搜查房屋。我预计这将由乡村霸王和穷苦的白人来完成[…]对于没有自己黑人来肆虐的低下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们为行使一点简短的权威而高兴,并向奴隶主展示了自己的屈从。[…]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人几乎不敢相信我现在所目睹的无辜男女老幼遭受的伤害,没有丝毫怀疑的理由,居住在城镇偏远地区的有色人种和奴隶遭受了特殊折磨。在某些情况下,搜索者将粉末撒在衣服上并开枪射击,然后派遣其他方找到他们,并将其带出,以证明他们正在策划叛乱。到处都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被鞭打,直到血在他们的脚下陷落”

在黑人的身体和衣服上植入证据,以不尊重或抗拒逮捕方式杀死黑人是美国的传统,比其反黑人创始人的自由言论更古老,对国家更具有代表性。与白人富人和白人穷人之间阶级战争的停战协议一样,这种斗争建立在黑人背上,并延伸至睫毛之上。

在1860年代上半叶,美国的一半试图推翻另一半,以免破坏其囚禁、折磨、强迫劳动的民族文化,并有罪不罚地杀害黑人,这个国家反对将其强行加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行列,而这些国家至少一代人之前就宣布奴隶制为非制度。

再一次,美国的实验不是自由的。相反,这是奴役权的最后坚持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战争中使用美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有不同——战旗来维持奴隶制广为人知举动的原因之一,联盟战旗仍在飘扬,以纪念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美国人,以保持黑人的骚动。

内战结束时,北方占领了南方邦联,并废除了地方政权,随后又实行了1866年的民权法,使黑人得以在美国南方担任政治职务。

1915年电影《国家的诞生》受到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 Jr)小说的启发,并向三K党部落成员致敬,这是一个哀悼和嘲笑的新世界。

影片描绘了1871年南卡罗来纳州立立法机构中,黑人政客人数超过了白人,在一个“主人大厅暴动”场景中,黑人代表在办公桌旁喝威士忌,一边吃炸鸡一边发表演讲,并脱掉靴子,赤脚放在桌子上神圣的木头上,他们通过法律,要求“所有白人必须在大街上向黑人官员致敬”,并使堕胎合法化。这部电影庆祝黑人的狩猎和私刑,被认为是美国电影的第一部经典电影。

1876年,民主党——当时的白人保守派政党——在总统大选中压制了黑人自由党选票,在欺诈指控可能再次引发内战的指控之中,达成了一项协议,称为《1877年妥协》,这项协议允许更为自由的卢瑟福·海斯(Rutherford Hayes)成为总统,但条件是部队被强制废除,并将黑人从南方强制撤离。

随着联邦部队的撤离,前盟军将领和奴隶主以及其他暴力的白人保守派在新生的古克兰派(三K党)和其他白人恐怖组织幌子下从事了19世纪形式的反黑人恐怖主义,并反对南方垄断暴力,这建立了南方的恐怖状态,使得一切都成为可能,从白人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上活活烧死黑人,到当今社会的“特朗普国家”。

拜登的团结是对反黑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妥协,美国的团结始终如此,只要酷刑受害者不是白人,只要造成的苦难主要由黑人承担,就可以赦免酷刑。从来没有想像过美国的团结是与致力于彻底捍卫黑人生存的团体和努力相统一,而是与黑人的敌人保持一致。

特朗普——像他之前的每个白人至上主义政治家一样——呼吁回到美国伟大的时代,而拜登则呼吁恢复到想象中的团结时代,当时美国的温度更低,这两位政治家都没有具体说明他们的讲话时间,这样做将揭露美国的谎言,即美国不是自由之地,而是一个殖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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