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之境：淡化的革命与屈从的复兴

毫无疑问，突尼斯的革命目标与人民梦想的逐渐消散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但是，更为糟糕的是这种造成失败的行为与令人费解的方式，在对托管、腐败、专制制度予以沉重一击之后，最终又因混乱、冲突、怯懦、机会主义、政治天真等原因而回到过去，并丧失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如果革命队伍能够毫无保留地继续战争到底的话，胜败则尚无定论。

 
我们都知道，其他的革命是被何等粗暴的方式推翻的。突尼斯革命的不同点在于，它是被温和而平静的方式所推翻的，并被包装为成功故事进行宣传。

同样，突尼斯革命还被别有用心的人美化，并向阿拉伯人兜售，作为一种典范，以使他们不再有任何梦想，而是满足于在专制或形式主义的民主之下、在国外的托管之下，享受这种相对的稳定。

 
在为使革命破灭而制造的战争、冲突与阴谋之中，出现了部分旨在伪装、欺骗、分散注意力的假象，当然，这些假象也是为了实际所需的境遇而开辟道路。在谈判中，谈判者将取消上限，以使对方接受或者自动提出这样的境遇。同样，对人民的专制也体现在，通过令他们难受而使他们忘记自身的权利与愿望，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奢求最低限度的安全与保障之外的任何东西。

 
其中，阻止对方或分散其注意力的最有效方式共有4种：

 
1． 以其他的问题和无止境的旋涡来占用和消耗对方的时间。

 
2． 诱惑对方偏离其途径，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方将变得更为屈从并远离其初心。

 
3． 说服对方相信，其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降低其预期。

 
4． 夸大任何对方所取得的小成就，使其被兴奋淹没，并因此忘记其战略目标和伟大事业。

 
这时我想到一些例子。例如工人或学生，他们通过罢工或罢学来抗议局势或要求获得某些权利，但是他们的部分同事、同学遭到驱逐或被逮捕，因此，他们的要求变成了释放他们的同事或同学，一旦这些人员被释放回家，所有人都会立即回归工作或学习，并为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高兴不已。

 
同样，我还想起了乌鸦和狐狸的故事。一只乌鸦得到了一块奶酪，站在高高的枝头上，狐狸引诱它，夸赞它为歌唱家，乌鸦心花怒放，谁知一开口，奶酪便掉了下来。

 
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突尼斯发生了，目的是挫败革命及其所有的要求。这场革命创造了实现解放、复兴与腾飞的真正机会，对阿拉伯国家而言，这是数十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机遇。

 
在分析这些失败经验的境遇之前，我们必须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分析并不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经过详细策划的。这并不现实，实际上，大国并未进行详细的策划来保证其势力与利益，而是将列车放在轨道上，限定其方向并为之划定红线，然后再将它丢给冲突及当地的思维，以使地区的干预作为辅助因素，达到打击冲突各方的目的，并使各方接受事先拟定的境遇和情形。

 
大国所在意的，不过是以最低的花销来实现其最终目标，他们并不关心由谁来实现，也不关心实现目标的方式。因此，受害者通常会有意或无意地令任务更为便利。

 
第二，如果突尼斯不是一个没有决定权利的附属国家，如果突尼斯的政治精英没有毫不抵抗且相当合作地交出托管权，那么，所有这些计划与阴谋便都不会产生。

 
我认为突尼斯的经验，就如同一场比赛，一边是由政治精英与突尼斯人民组成的革命队，而另一边则是由托管势力、腐败和专制组成的反革命队，他们有境外与境内的两股羽翼，他们担心的是，一旦革命取得成功，他们的势力及非法收入就将遭遇损失，敌意也将在民众中蔓延。

 
那么，为什么是革命队在这场原本很有机会获胜的比赛之中表现失败，并遭遇沉重挫折呢？

 
其原因在于革命队在分析危机的根源和对机会大小的判断上发生了重大的错误。特别是在制宪选举之后、取得完全胜利之前的兴奋，在决定瞬间的混乱，对战略观点、目标、明确规章、固定标准的缺乏，以及对表现和成功的评论不当（他们习惯与更为失败的人进行痛苦的比较，其逻辑是：“我们曾经在哪里，现在已经到了哪里。”），此外还有对九十年代大屠杀再次发生的恐惧，以及对埃及政变的恐惧（而实际上埃及的政变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上述所有因素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革命的失败与失去方向，所有的愿望仅仅变成了最低限度的稳定和安全保障，及实现党派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哪怕是处于大国托管的状态下。

 
在革命之前，对危机原因的普遍认识局限于专制，认为治疗危机的方法就是改变制度或释放人民的自由。随后，这种认识又进一步扩大，包括了日益恶化的腐败。这些都反映在革命的口号上，在2011年的1月至10月之间，这一目标得到了实现。在2011年与2012年这关键的两年内，社会充满了放松与兴奋，从而也失去了最宝贵的革命机会，浪费了革命的良好势头。

 
在第一个年头里，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似乎是总统一职的空缺，而不是推翻制度的革命。随后，国家的三大机构似乎也在以一种独立民主国家内分散机构的方式在工作，而不是像革命政府或组织那样。因此，整个国家没有规划也没有意愿，朝着社会公正、透明化及反腐败的方向发展，也没有进行任何值得一提的改革，没有对革命或对政府本身进行加固。政府向其成员交出各大部门的控制权，而没有在内部进行清洗，哪怕仅仅是在特定范围之内。

 
遗留的负担加上颤抖的双手，再加上想象中对选举的承诺，这足以动摇政府的形象并削弱其公信力、减少其民众支持率。因此，政府的对手及阻碍者，他们敢于如此，敢于走出他们的藏身之处。而这却是一个恶性循环，大大破坏了革命阵营的凝聚力并浪费了它的努力。这个过程为大国的托管势力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够抓紧事务的控制权，并推动其朝向所需的境遇发展，而不会遭遇太大的反抗。

 
这一切的高潮出现在巴黎会晤之上。各方建立了共识，并为挫败革命的场景奠定了基石。而这种境遇是从外部制造的，目的是从内部将革命和复兴的内容掏空，因此，与宣传内容不同、与战略预期拯救革命与国家的目标也不相同的考量与意愿，以及党派与个人利益都同时得到了实现。

 
反革命队的羽翼来自外部，他们通过其经验与研究中心，很清楚地认识到，革命队获胜的唯一可能性在于作为整体的人民涉于一场关乎国家事业的战争，并处于一个可信领导层的带领之下。这就需要判断出危机的根源与战争的本质。

 
这是因为，托管的本质实际上与占领并无不同，它与专制、腐败之间相互联系，数十年来毒害人民和国家不浅。在此之前，国家还经历了几十年的直接殖民统治，此前还有长达数个世纪的专制统治，这些所带来的是广泛的落后与破坏，是头脑、心灵与行为的深度扭曲。因此，只能将托管当作占领来对待，对抗这种制度，才能应对其危害。

 
这里必须阐释的一点是，当使用白与黑的两面性来为失败和谎言找借口时，人民的选择就被限定在了坏选择上，要么使腐败洗白或使其淡化，要么选择失败主义或毁灭。

 
反抗托管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认清它是病根所在的事实，这是革命和复兴取得胜利的关键，这并不意味着动摇基础，而是意味着激起民族情绪并得到人民的信心，坦率地给他们分析病情并开出苦口良药，让他们从自由、公正、复兴的梦中醒来奋斗，鼓励他们牺牲、奉献、创造革命，降低赤字与债务，实现财富国有化，打击腐败和裙带关系，确保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制止逃税行为，鼓励生产和当地消费，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并推出大型项目作为经济龙头等等。这些都需要划划，并通过政策和智慧来逐渐实现。

 
另外一支队伍很好地解读了这场战争，清楚导致堵塞革命胜利的唯一出口，以及使之失败的唯一境遇。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同质性，国家不容分裂，军队远离政治，因此，这种残酷之路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有生存空间，突尼斯是一个外界并不希望其被淹没或出现复兴的国家，他们所需的就是打破革命的力量并关闭革命之门，而不触及托管制度之下的稳定。因此这种场景就是通过软化的方式使革命失去其内容和目标的中空现象，正如发生在东欧国家的情形一样。

 
对革命胜利运势的第一个重击，是完全不在讲话与节目中谈及托管制度，从而让民众失去判断，在战争开始前就将其解决，革命的路径也已偏离，队伍也被自己打败。突然之间，突尼斯变成了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问题也从解放事业变成了在托管之下进行统治的事业的问题，队伍忙于在战争结束前瓜分战利品。

 
这并不是一个秘密，革命队手中的复兴牌，曾是唯一有资格取胜的一方，以组成将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全国运动，领导他们取得自由或复兴战役的胜利。在2011年的选举中，这也的确曾朝着巨大胜利的方向发展，包括对人民赋权，使革命与斗争合法化，既而变成了自然化和合法化的革命。

 
然后这种境遇需要通过软化的方式来掏空革命，因为粗暴的模式并不适合用在这个处于革命状态中的国家。大国势力开始维护其形式上的民主势力，而事实上却是朝着委任托管下的粗暴独裁方向发展。

 
复兴力量与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其合法性、伊斯兰来源、公信力、决定的独立性、统一性与公正性。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分裂所针对的目标。直接的分裂，通过对托管及对回到监狱和流放的恐惧进行了致命的混合，从而为破坏复兴打开了一扇门。

 
而统治的存在则是最有保障的堡垒，将托管制度保留在统治之中，或将其转变为目的和优先事项，因此，运动的接受程度得到增强，因为在附属国中，其统治者不过是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获得统治权的前提就是得到外部的支持，因此，这成为了统治者的优先事项。

 
至于非直接的破坏，则是通过针对这场运动而实现的，在运动抢过主导权之后，非直接的破坏通过制造混乱，迫使统治集团更为屈服、扭曲，否则将无法走出这场混乱，公信力、团结性也会明显降低，而这些则都会造成革命队内部中空的场景。

 
这就是“权力换项目”的通道，政党加入这一通道，使之从变革的力量转化为自然化的力量，而在这个通道上行走，就像自由落体或从高处下跌一样，快速地切断了重回正路的可能性，这体现在维护决定的公信力与独立性之上，并将赌注押在执行项目的人民身上，而不是押在希望保留权力之位的外部势力身上。

 
这种行走需要得到大量的融资，并保证资金的持续流入，政党也因此失去了决定的独立性，并对此感到上瘾。这种改革的路径，不可能让由机构透明化管理的民主党派取得成功。同样，驯化这些党派，正如使国家屈服一样，必然需要进行“私有化”，即将权力和决定权限定在小圈子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因此，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被已排除的境遇的挑战所分心，现实中的场景则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就已来临，而我们则是亲手实现这一境遇的人。我们还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复兴正在发生，在附属的阴影下，它实际上是在追逐外来的支持和民主的海市蜃楼。

 
在这场战争的队伍内部，存在一个特定目标，即使突尼斯的革命破灭，而这只能通过将其掏空的方式实现。这需要驯化复兴，也需要实现“私有化“，从而打击它的队伍。当它接受托管制度作为其危机的解决方式时，当它选择政治精英对地盘和利益进行争夺和瓜分时，突尼斯并没有走出困境，突尼斯仍处于与腐败共谋的虚无的自由和空洞的民主所编织的困境之中。

 
突尼斯曾有一次历史良机实现自由、复兴与起航，并高高地掀开对阿拉伯人民愿望的桎梏，但是，这次历史机遇却被突尼斯的政治精英丧失，阿拉伯国家仍处于托管制度之下的脆弱状态，等待着下一轮机遇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