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外围主义” 以色列恐惧什么？

随着对加沙的持续侵略，以色列空军3月在塞浦路斯领空进行了模拟空袭伊朗的训练演习，特拉维夫还同意开通一条从塞浦路斯拉纳卡港到加沙的海上航线，运送援助物资。

希腊和以色列似乎仍在维持关系，没有受到加沙大屠杀的影响，与波兰和西班牙的情况不同，这两个国家正在谈论即将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外交政策专家埃尔达尔·马梅多夫表示，在中亚，自战争开始以来，阿塞拜疆政权只满足于表面的谴责，而阿塞拜疆的石油继续流向以色列，作为回报，巴库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

这凸显了以色列与塞浦路斯、希腊和阿塞拜疆的关系，这种关系属于新版本的“外围主义”。

旧“外围主义”学说

随着 1948 年以色列占领国的建立，以本·古里安为首的理论家们对缺乏战略纵深和有限的人力感到担忧，制定了一项战略，该战略依靠西方主要国家的支持，建立一支优势军事力量，确保以色列相对于邻国的优势，它采取的外交政策将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等阿拉伯邻国视为生存威胁的来源。

特拉维夫认为，应对阿拉伯统一战线的威胁需要在地区环境中与非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以克服孤立，这种做法被称为“外围主义”，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一直处于以色列外交议程的最前沿。

这一学说首先针对的国家是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伊朗，以及一些宗教和少数民族，例如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和黎巴嫩的马龙派教徒。但由于这些所谓的合作伙伴寻求与阿拉伯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因此，以色列与它们建立关系依赖于秘密外交，并侧重于军事和情报领域。

研究员吉恩·西蒙 (Jean Samaan) 在其《以色列外交政策中的外围主义》一书中指出，巴鲁克·厄齐尔 (Baruch Ozil) 在其 1959 年出版的《外围主义：以色列的拟议政策》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外围主义”学说。他在文中指出，特拉维夫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中东扩张为借口，利用了美国当时遏制苏联的政策，与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土耳其建立了秘密关系。

厄齐尔认为，如果没有与安卡拉、德黑兰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军事和情报合作，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推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以色列将在埃及的影响力面前变得孤立，这对上述各国首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因此，以色列向这三个国家出售先进武器，甚至帮助训练他们的军队和安全部门，还提供了与华盛顿的开放沟通渠道，加布里埃尔·希弗和奥伦·巴拉克在他们的《以色列安全网络》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讨论。

西蒙根据解密的以色列外交部文件透露，以色列在塞浦路斯危机中支持土耳其，以换取纳赛尔用武器支持希族塞人分裂分子，安卡拉和特拉维夫也将埃及和叙利亚的统一（1958-1961）视为对他们的共同威胁，因为由苏联装备和训练的埃及军队出现在他们的边境。

与此同时，1958 年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el Karim Qasim) 在伊拉克发动政变，加剧了人们对伊拉克受到埃及和苏联影响的担忧。

迈克尔·佩什科在他发表的题为《以色列和埃塞俄比亚：从特殊关系到务实关系》的研究中表示，以色列利用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占多数对其穆斯林邻国的恐惧，以及对阿卜杜勒·纳赛尔在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影响力的焦虑，使亚的斯亚贝巴成为以色列在非洲大陆秘密行动的基地，特别是收集有关曼德海峡和埃及在非洲之角和红海活动的信息。

摩萨德前官员约西·阿尔弗在其著作《外围主义：以色列在中东寻找盟友》中证实，摩萨德定期向伊朗人传送有关埃及在阿拉伯国家的活动和伊拉克事态发展的情报报告，并与德黑兰一起支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反对巴格达的叛乱。

摩萨德和萨瓦克还在也门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为皇家军队提供针对埃及的弹药，而埃及则支持共和党，作为回报，特拉维夫通过埃拉特-阿什凯隆管道从伊朗获得石油，从而避免通过苏伊士运河。

根据克尔斯滕·舒尔茨在其著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秘密外交》中的说法，特拉维夫致力于与黎巴嫩马龙派长枪党建立秘密关系，声称存在以逊尼派阿拉伯多数派为代表的共同威胁，威胁到双方的自我认同。

随着 1970 年“黑色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从约旦转移到黎巴嫩，以及马龙派担心改变黎巴嫩人口结构，这种情况更加严重，1982 年黎巴嫩入侵后，两国关系达到顶峰，巴希尔·杰马耶勒加冕为该国总统。

但杰马耶勒遇刺、长枪党卷入萨布拉和沙蒂拉大屠杀以及以色列从贝鲁特撤军，使得特拉维夫重新审视其与长枪党的关系，将其视为“将以色列拖入有害宗派战争的民兵”。

随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于 1974 年去世、他的继任者迁往莫斯科，以及随后在 1979 年大规模人民革命中推翻伊朗国王，以色列的外围主义理论逐渐衰落。

随后，正义与发展党时代与土耳其关系恶化，1979年与埃及、1994年与约旦签署和平协议，有助于将邻国阿拉伯国家从以色列的优先威胁地图上删除。

新外围主义

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入侵伊拉克后，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在20世纪头十年发生了变化，2011年革命爆发后，叙利亚陷入内战，而伊朗和土耳其这两个前盟友也带来了其他挑战。

除了支持巴勒斯坦抵抗派别外，伊朗还因其核项目而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尤其是2007年控制加沙地带后的哈马斯运动，以及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

在袭击“马尔马拉号”轮船事件后，与土耳其的关系也遭受挫折，该事件导致10名土耳其公民在试图从海上解除对加沙的围困时被以色列军队杀害。

西蒙认为，为了平衡新出现的威胁，外围主义再次出现，寻找新的联盟，现在轮到阿塞拜疆对抗伊朗的威胁，希腊和塞浦路斯对抗土耳其的挑战。

虽然希腊和塞浦路斯与埃及是朋友，土耳其与以色列也有友谊，但到 1990 年，雅典与特拉维夫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随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扩大，双方于2009年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

随着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以色列与希腊关系扩大，包括安全合作、旅游以及勘探和出口天然气的联合项目。

2011年，双方成立了联合部长理事会，以加强各项合作计划，随后塞浦路斯与双方共同建立了三方合作机制，以色列能源部长乌齐·兰道于2012年表示，“在中东，目前正在经历从大西洋延伸到海湾的大地震，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轴将为稳定提供关键的支撑。”

西蒙指出，1992年阿塞拜疆从苏联独立后，以色列对此表示承认，并帮助其发展武装部队，为其提供了无人机和导弹系统，并发展了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战斗机和坦克，这为后来其收复卡拉巴赫地区做出了贡献。

以色列还通过美国-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AIPAC）在巴库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解，对抗美国的亚美尼亚游说团体，作为回报，特拉维夫赢得了一个毗邻伊朗领土的盟友，并从巴库获得了以色列40%的石油消费量。

施压筹码

通过再次回归外围主义，以色列试图消除其对孤立的恐惧以及对其视为威胁的国家拥有施压筹码的愿望，但新“外围主义”比旧 “外围主义”要弱，因为希腊在中东地区缺乏土耳其所拥有的军事实力或政治影响力，雅典也经常遭受金融危机的困扰。

至于阿塞拜疆，它提供了进入南高加索和伊朗边境的通道，但它并没有提供像伊朗国王这样的盟友的替代方案，因为它是一个小国，很难在与德黑兰的对抗中取得平衡。

外围主义已经从纳赛尔时代旨在平衡阿拉伯民族主义威胁的联盟，转变为与埃及、约旦达成和平协议、伊拉克、叙利亚陷入内部危机后，它是一种不受特定地理边界束缚、寻找新盟友的对冲策略，旨在克服特拉维夫的孤立感。

这里出现了《亚伯拉罕协议》的危险，该协议致力于将以色列融入其阿拉伯环境，但完全忽视巴勒斯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