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如何在奥斯曼哈里发时期定居巴勒斯坦？
“犹太人的救赎不会降临在等待的弥赛亚手中，而是通过犹太人的努力，通过主动建立一个社会来救赎自己，这个社会依赖于犹太人与其所耕种土地的联系，这片土地是其民族家园，而这只能在巴勒斯坦完成。”
兹维·赫希·卡利舍尔，一位十九世纪的德国拉比
从2023年10月7日至今，全世界，特别是巴勒斯坦，一直承受着“阿克萨洪水行动”战斗的影响，这场战斗始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对加沙地带周围定居点的袭击，以及随后占领国对加沙人民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冲突的最新一幕，引导我们审视冲突的开始及其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开始时的先兆，这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奥斯曼哈里发时期的创立阶段，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
“阿克萨洪水行动”所针对的定居点并不是随着 1967 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而诞生的，而是“定居点”概念的延伸，该概念始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社区，止于占领奥斯曼巴勒斯坦 78% 土地的实体的建立。这一早期解决方案始于官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之前，一直持续到 1918 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开始，其特点是什么？
犹太人社区
1827年，富有的英国犹太人摩西·蒙蒂菲奥里访问巴勒斯坦，目的是了解那里犹太人的状况，他发现500多名犹太人处于可怕的贫困和颓废状态，这让他十分苦恼，促使他向奥斯曼哈里发国的崇高门提出申请，请求建造一些庇护所来安置这些犹太人，并于 1838 年获得批准。这些庇护所的建造从 1856 年开始，历时 18 年，在奥斯曼帝国当局于 1869 年批准外国所有权法之前，耶路撒冷老城城墙外的一块土地上建造了 27 间小屋，然后它承认了这个犹太社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犹太街区或犹太社区的核心。
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一阶段并不反映犹太复国主义所追求的替代意义上的定居，并且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表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结构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 15 世纪末被驱逐出安达卢西亚并移居到那里。学者阿克拉姆·赫加齐 (Akram Hegazy) 博士认为，犹太人定居点始于“蒙蒂菲奥里先生的人性”，并建立在宗教和家庭考虑之上，不能将其视为此后扩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范围之外的事情。 根据赫加齐的说法，第一个犹太社区代表了有组织和有目的的定居理念的基础设施，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是通过将犹太人的存在转变为一个在孤立的地理环境中的有组织的机构来实现的，而这与定居点的概念非常相似。
即使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没有正式、明确地建立起来，以蒙蒂菲奥里爵士和其他富有的犹太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和宗教的痛苦并不遥远，正如赫加齐所描述的那样，特别是因为这场欧洲犹太资本主义运动的活动恰逢欧洲资本主义达到其殖民活动的顶峰，也恰逢犹太人呼吁返回应许之地。十九世纪一些犹太精英的著作中明确了重返犹太复国主义之前的呼声，例如兹维·赫希·卡利舍尔（Zvi Hirsch Kalisher，1795-1874），他在其《追寻锡安》一书中说：“犹太人的救赎不会降临在等待的弥赛亚手中，而是通过犹太人的努力，通过主动建立一个社会来救赎自己，这个社会依赖于犹太人与其所耕种土地的联系，这片土地是其民族家园，而这只能在巴勒斯坦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卡利舍尔的努力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的呼吁，而是扩大到成立一个由犹太人资助的协会，对巴勒斯坦进行投资。他如愿以偿，于1864年成立“以色列土地投资协会”，与“以色列总联盟协会”合作，通称联盟协会，于1870年建立第一所农业学校，即“Mikvah Israel”或以色列山，占地 640 英亩的雅法土地，目的是研究巴勒斯坦土壤并培训犹太移民的农业类型。这个协会是犹太资本主义支持早期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真实体现，它主要由著名的法国男爵埃德蒙·罗斯柴尔德（Edmond Rothschild）资助，他是十九世纪最富有的犹太人，在定居犹太人和资助定居点建设方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十九世纪下半叶，他一人就花费了约 650 万英镑用于定居点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促成了 14 个定居点的建立。
同样在早期阶段，尽管奥斯曼当局意识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定居的危险，并随后颁布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财产，并禁止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那里停留超过一个月，这些法律执行不力以及国家官员和雇员的行政腐败，阻碍了这些法律的实际实施。土耳其研究员奥马尔·塔利奥格鲁在他对 1882 年至 1914 年间奥斯曼文献档案的研究中提到，有许多迂回的方法可以将巴勒斯坦土地转让给犹太人，其中包括贿赂、通过欧洲中间商采购、以假名采购、使用伪造文件并以诱人的价格采购，尤其是对于不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资本家来说，占据禀赋土地，规避法律进入奥斯曼帝国臣民的保护伞，绕过外国所有权限制。
除此之外，外国领事馆在购买土地并将其转让给犹太人或将其交换为欧洲土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目标是建立农业定居点，为独立犹太经济的出现铺平道路，但这一努力和那个时代的个人支出，无法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努力和其金融家为解决 1882 年开始的有组织的犹太人移民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支出相比较。
“高潮”移民浪潮
1882年，犹太思想家列奥·平斯克(Leon Pinsker)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呼吁解决世界上的犹太人问题，当时这个问题的代表是犹太人无论居住在何处都被视为异乡人，因此，平斯克认为，他们真正的解放将是“为犹太人民创建犹太民族，生活在统一和明确的土地上”，他呼吁召开一次国际犹太人会议，购买可以容纳数百万犹太人的土地。 这一切发生在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呼吁之前，赫茨尔表达了他对平斯克的极大钦佩，并表示，如果他早点读过《犹太人的状况》这本书就好了。
平斯克的呼吁大致与 1881 年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同时发生，犹太人被指控参与其中，随后发生了针对他们的严重暴力浪潮，促使他们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和巴勒斯坦，然后，在平斯克的呼吁和对俄罗斯压迫的恐惧的影响下，1882 年有组织的移民开始了。“锡安爱好者”协会成立，并促成了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里雄莱锡安”（锡安的第一个）的建立，旨在建立农业殖民地，以便以后占领巴勒斯坦。为此，协会开始将分支机构拓展到俄罗斯、罗马尼亚、英国等欧洲各地，并在俄罗斯哈尔科夫大学成立了学生协会，名为“贝洛（Belo）”，是“Beit Jacob Lakhu Phanlekha”的缩写，意思是“来吧，雅各之家，让我们一起走。”
这波浪潮被称为“第一次高潮”，意思是第一次向应许之地移民，发生在 1882 年至 1903 年期间，大约有2万至3万犹太人移民。 但这次“高潮”运动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移民平均年龄高、对农业工作、灌溉基础和规则完全无知等，尽管这是移民的首要目标。 除此之外，移民还面临水资源短缺和流行病蔓延的问题，导致许多人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贝都因人对他们的连续袭击，因为他们定居在贝都因人受益的土地上。
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梅纳赫姆·奥什金意识到犹太定居者所遭受的危机的严重性，他认为，定居过程成功的主要条件是在定居者与他们所定居的土地之间建立精神联系，并用他们的汗水和鲜血浸透这片土地，这意味着犹太人必须在他们控制的土地上工作，而不是像第一次“高潮”运动移民那样依赖阿拉伯劳动力。罗斯柴尔德作为和解协议的主要资助者，注意到了这一困境，并将其视为阿拉伯劳工控制土地的结果，鉴于此，他把钱花在了犹太化上。最后，他发现，他用来雇佣犹太工人的大部分钱都被犹太人节省下来，以换取雇佣低成本的阿拉伯工人。因此，罗斯柴尔德随后将对定居点的支持转移给“ICA”协会，该协会反过来负责制定经济监管计划，后来又通过定居点为解决罗斯柴尔德危机做出了贡献，然后第二次回归建立了更深、更大的定居点。
德加尼亚……定居点之母
在第一次移民期间，恰逢在巴塞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犹太复国主义发展了制度资本主义，旨在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大的支出为定居点提供资金和监督。多个金融和资本主义机构的出现，旨在加强犹太人的存在并为其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项目提供资金。多亏了这笔资金，以及赫茨尔关于定居犹太农民和工匠的指示，第二次移民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采取了与第一次移民不同的形式，它带来了大约 40000 名犹太移民，他们知道必须做什么才能为占领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奠定基础。因此，后来担任占领国领导职务的其成员中出现了许多名字，例如“大卫·本-古里安”、“伊扎克·本-兹维”、“利维·埃希科尔”等。
由于这种新的制度化，与第一批移民有所不同，大多数新移民是年轻的犹太人，他们一方面对东欧（尤其是俄罗斯）犹太人的处境感到绝望，另一方面，他受到高级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年轻人建设所谓家园的影响，例如作家“优素福·维特金”的呼吁，他在其中写道：“一个尖叫的声音在呼唤以色列年轻人”。这些呼吁引起了欧洲犹太青年的共鸣，并为他们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的移民前辈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占领工作”，意思是“号召所有犹太人控制犹太工人在所有领域的工作”，创建一个健康、健康的犹太劳工社会，能够吸收数千名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
由于这一学说和定居点自我保护的学说，第二次移民的后代开始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为后续移民铺平道路，并填补第一次移民留下的空白。令人惊讶的是，侵占他人土地的定居者感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是异乡人，“因为没有任何团体或机构能够代表他们并在他们以前从未了解过的国家照顾他们的条件和生计。”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两个政党趋势，即“哈扎尔·夏普尔（Hapoel Hatzair）”和“波阿雷·锡安（Po’alei Zion）”，呼吁重新安置犹太工人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社区。由于两次移民的犹太人之间存在这些悖论，新移民决定建立自己的定居点，“因此，他们在沙贾拉（Al-Shajara）镇（阿拉伯树旁边）建立了联合集体工作，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土地、谷仓、植树和附近采石场的工作上”。随后，他们为建立第一种形式的合作社社会主义定居点做出了贡献，即 1909 年的“德加尼亚”定居点 随后，他们为建立第一种形式的合作社社会主义定居点做出了贡献，即 1909 年的“德加尼亚”定居点。
“德加尼亚”和随后的类似定居点促进了基布兹生活体系的建立，即基于合作劳动的农业定居点，其成员在不依赖阿拉伯劳动力的情况下自行耕种、饲养牲畜和农村生活的其他方面。由于在塑造这一定居点概念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德加尼亚”被称为“基布兹之母”。第二波浪潮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经济的显着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犹太移民公民生活形式的另一次发展，他们中的大量人前往城市定居，并在其中建立了特殊的犹太社区，例如耶路撒冷城墙外的阿胡扎特拜特社区，以及特拉维夫城市第一个核心雅法的犹太社区。
这种存在后来为随后的移民铺平了道路，消除了定居的障碍，为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创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军事存在和犹太复国主义恐怖组织，从而清空了巴勒斯坦土地，消灭其居民，并强行将他们驱逐出自己的国家和家园，然后，10 月 7 日，占领政府出面告诉我们，抵抗运动对定居点的袭击是一种侵略，以色列必须有权自卫。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定居点是他们历史家园的一部分，但这种“所谓的辩护”却来自犹太复国主义不间断的种族灭绝和强制驱逐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