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加沙背景下的日以关系：彼此靠近的动机及其前景

过去三十年来，日本与以色列的关系呈上升趋势，这加强了他们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自以色列开始侵略加沙以来，东京采取了引人注目的立场。

日本外务省宣布了两项制裁方案，第一项包括加沙地带的9人和一家交易所公司，并称他们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金融家和活动家。

随后，2023年12月，外务省宣布对3名哈马斯成员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参与了10月7日对加沙地带周围定居点的袭击。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在最近访问该地区期间也宣布，她对以色列袭击贾巴利亚难民营的行为表示理解，尽管以色列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日本在参加G7上次由东京主办的会议期间发表的集体声明时强调只呼吁在加沙举行人道主义休战，而不呼吁按照美国的立场永久停火。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司令宣布，日本不会参与美国发起的“繁荣卫士”倡议，以确保红海航行免受胡塞武装袭击，但愿意参与亚丁湾反海盗部队。

能源保障

如果我们回到几十年前，二战后，日本专注于深化与华盛顿的联盟，以确保自己免受中国和苏联等核邻国的侵害，并采取向其认为对确保稳定能源供应重要的国家提供外援的措施。

这导致东京加强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在历史背景下对以色列怀有敌意，而以色列在经济或政治上无法向日本提供任何东西，因为其国内市场狭小，自然资源有限，它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购买昂贵的日本出口产品，例如船舶、汽车和电子设备。这使得和后者的关系充满了潜在的风险，却没有预期的收益。

鉴于其宪法强调禁止使用军事能力解决国际争端，日本奉行支持地区稳定的政策，这与以色列多次卷入战争、安全利益直接发生冲突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特拉维夫专注于加强与西欧和美国的关系，而不注重与普遍支持巴勒斯坦要求的亚洲国家建立牢固的关系。

从这一情况来看，以色列和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为对方提供的，东京在1963年较晚才在特拉维夫正式开设大使馆，并定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巴勒斯坦问题投票反对以色列就体现了这一点。

和平进程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阿拉伯国家参加1991年马德里会议，阿以正常化的大门逐渐打开，以色列与许多海湾产油国的关系得到改善，东京担心阿拉伯国家对日以关系发展感到不安的障碍已经被打破。

日本官员继续对以色列进行访问，日本外务大臣宇野宗佑于1988年成为首位访问以色列的日本外相，其中第三次访问是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度过的。

1992年特拉维夫与北京正式建立关系，促使东京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跟上中国开放步伐的重要性。对于日本精英来说，中国更加积极的国际存在被视为对日本国家利益的直接挑战。因此，日本的外交决策和外交关系都会受到北京政策的影响。

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出现分歧，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代（2009年至2017年），促使特拉维夫对东方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以实现关系多元化。

日本始终强调采用两国解决方案，并通过每年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数千万美元的财政支持来显示其在巴以冲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经济层面，受高油价冲击后，东京从造船、汽车、钢铁等重工业转向金融、保险、通信、计算机芯片等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并开始寻求与其新经济利益有交叉的国家。

与此同时，以色列基于知识经济实现技术突破，成为继美国之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全球第二个国家，在海水淡化和废水回收利用领域也成为领先者。它推出了节约用水的计算机化滴灌系统，并于2009年在地中海东部发现了天然气，使其成为天然气出口国。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至2010年，两国因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获得的经济协同效应较以往有所增强，日本也开始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东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它支持阿以和平进程，参与资助《奥斯陆协定》建立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于1995年成为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现任首相。

双边伙伴关系

到21世纪初，日本和以色列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一致，双方都期待建立新的联盟和多元化的商业网络，这反映在2012年以来两国关系的飞跃上，当时两国签署了多项协议安全和贸易协定。

鉴于日本对朝鲜导弹试验的担忧以及以色列对伊朗导弹计划的担忧，双方启动了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高层对话。

两国于2016年签署联合投资条约、2017年宣布建立“日本-以色列创新伙伴关系” ，该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包括举办培训课程和联合研讨会，并深化两国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随后于2018年举行了首次双边政治军事对话，讨论地区局势。

安全、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出现，加上传统石油因素和华盛顿因素，促使日本重新调整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采取了较旧立场更倾向于特拉维夫的立场。

双方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变成联盟，但鉴于双方利益的交集以及由于与以色列单方面正常化协议的影响而导致阿拉伯立场的分裂，他们正在走上加强伙伴关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