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和苏丹与以色列的关系处于什么位置？
三年前，阿拉伯海湾国家巴林和阿联酋成为第三个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登上了新闻头条。而三年后，这两个紧随其后的北非国家在关系方面并没有走得那么远。
2020年10月和12月，苏丹和摩洛哥分别宣布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苏丹军民过渡主权委员会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已于2020年2月秘密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布尔汉受到美国暗示准备考虑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作为回报的鼓舞，他表示，他迈出这一步是出于苏丹人民的“最高利益”。
然而，尽管摩洛哥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蓬勃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但由于4月份敌对将军之间爆发内战，喀土穆与以色列的协议仍然是名义上的。
苏丹政治分析家科鲁德·凯尔（Kholood Khair）表示，《亚伯拉罕协议》是苏丹过渡政府“在（前独裁者）奥马尔·巴希尔倒台后尝试修补自己与美国人之间以及与非常反穆斯林兄弟会的阿联酋人之间的桥梁”的一种方式。
巴希尔统治苏丹30年，直到2019年被军事政变推翻，他一直维持军事政治伊斯兰联盟作为国民大会党的基础。
凯尔表示，该协议没有任何“平民红利”，因为“军方对以色列拥有的一些间谍软件、监视等更感兴趣”。
她解释道，“以色列人对苏丹人不够信任，没有给他们提供这些设备，但所有其他本来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如农业合作、技术等。”
拉巴特与以色列的密切合作
摩洛哥与以色列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两国深化情报合作、武器和技术贸易，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危机组织北非项目主任里卡多·法比亚尼表示，拉巴特与以色列关系达到了高于正常化的合作水平。
他告诉半岛电视台，“以色列和摩洛哥不仅享有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还为全面的政治、经济以及最重要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
“从以色列投资到向拉巴特销售先进设备和武器，两国合作非常密切。”
7月，以色列还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据报道这是拉巴特在特拉维夫开设大使馆的先决条件。
法比亚尼表示，这一认可为以色列向摩洛哥出售先进军事装备和武器开了绿灯。
他解释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摩洛哥现在是北非的亲密伙伴，摩洛哥关于他们面临同样敌人的叙述有助于巩固这种关系，因为拉巴特声称波利萨里奥阵线得到伊朗支持。”
“出售武器和装备是以色列在该地区结交新‘朋友’并扩大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无论这对当地紧张局势有何影响。”
摩洛哥的亲巴勒斯坦民间团体以及其他左翼活动人士反对两国之间建立新的关系，但许多人担心如果说出来会遭到政治报复。
法比亚尼表示，“正常化与西撒哈拉之间的联系使得许多摩洛哥人很难公开反对这一发展，因为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神圣的国家政治事业。”
“许多其他摩洛哥人一直保持沉默或没有明确反对正常化，而其他选区（例如一些阿马齐格活动人士）公开欢迎和支持这一步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拉开摩洛哥与泛阿拉伯主义之间距离以及通过恢复摩洛哥的犹太身份来加强该国的多元化的一种方式。”
从三个“不”到三个“是”？
苏丹事务分析师瓦利德·穆萨表示，在苏丹，民间社会对正常化的反应被忽视，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优先事项。
他指出，“他们有更紧迫的问题，例如起草宪法并使军官脱离政治和行政事务”，指的是主权委员会机构。
穆萨表示，协议的签署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苏丹将军“没有勇气通过与公众沟通来合理化他们的计划”。
喀土穆长久以来一直被以色列人铭记，因为1967 年阿拉伯联盟在这座城市宣布了针对以色列的“三不”决议，即不承认、不和平、不谈判。
2月份，作为政变后派往苏丹的唯一外国代表团的成员，以色列外交部长埃利·科亨在与布尔汉 会面时表示，他正在与苏丹建立一个“新现实”，将三个“不”变成三个“是”。
科亨说道，“即支持以色列和苏丹之间的谈判，支持承认以色列，支持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和平。”
分析师凯尔表示，反对关系正常化的人通常是巴希尔的伊斯兰支持者。但正是在巴希尔而非布尔汉的领导下首次提出正常化。
她指出，“那是在2016年，当时巴希尔政权远离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盟友走得更近，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就出现了。”
“时任全国大会党主席易卜拉欣·甘杜尔曾公开表示，也许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于该政权来说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他们试图讨好不同的盟友。”
她补充道，“将军们试图推销它的方式是，宣称这是我们在成为贱民国家多年之后重返全球的一种方式。”
虽然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的名义协议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安全行为，而不是一种温暖的和平，但以色列与苏丹关系的未来仍悬而未决。
凯尔说道，“与苏丹的《亚伯拉罕协议》基本上以军事接触为基础。以色列主要与目前处于战争状态的将军合作，如果谈判进展顺利，他们未来的政治立场是不太可能的。”
她接着说，如果该国有一个文职政府，遵守《亚伯拉罕协议》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净值，特别是向美国和阿联酋表明苏丹的政治伊斯兰时代已经结束。
并且凯尔表示，虽然由于战争仍在继续，现在考虑可能还为时过早，但协议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
她指出，“需要有更多领域的民间合作，比如农业、技术以及潜在的健康领域。”
“协议的推进方式可能会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