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的第二版本：伊拉克如何改变了美军的战争学说？
对伊拉克的入侵如何影响了美军的军事学说与作战文化？在《外交事务》刊登的这篇文章中，过去曾在巴格达服役的美国陆军退役上校彼得·曼苏尔认为，入侵伊拉克对美国军队产生了类似越南战争的影响，并将其关注重点从常规战争转移至非常规战争和打击叛乱的领域，他还认为，美国人在伊拉克获得的经验在未来可能仍然具有价值。
美国在二十年前对伊拉克发动了入侵，并在不知不觉中为该国的稳定与安全展开了长期斗争。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预计，只要美军能够驱逐出伊拉克的独裁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那么这场闪电般的短暂战争就会结束。许多人寄希望于美国军队凭借其技术优势而巧妙地迅速突破伊拉克军队的防线，干预伊拉克局势并最终控制巴格达。但恰恰相反的是，关于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错误假设，以及派出的美国部队规模过小而无法执行入侵任务并确保该国安全，这些都导致了激烈起义的爆发，并且时间证明，这类起义很难被打败。
在最初的入侵战役结束之后，美军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发生在越南的战争。然而，尽管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几十年后，它从这场战争中汲取的许多教训却已经被遗忘。在美军于1973年从越南撤军之后，美军便将关注重点转移至前苏联的威胁之上，并停止训练其部队进行打击叛乱的作战，随后，这些能力开始在其军事学说中受到侵蚀。而结果就是，美军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找到在伊拉克作战的最佳方式。而如今，美国似乎再次将关注重点放到了大国竞争（尤其是中国）之上，但它不应再重蹈覆辙，不应再次抛弃打击叛乱的学说。
越南战争之后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同时面对着北越正规军以及越共民兵。到美军即将撤离战场时，他们已经对平叛战争、稳定局势和国家建设的行动有了深入的了解。而在接下来的这些年内，美军又忽视了这些经验，而只在肯尼迪特种战争中心内留下了很少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队则又回到了可能与欧洲的华沙条约国家发生的激烈战争的准备工作中。
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美国军队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因为在当时，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军队领导人也难以确定他们的任务，或者找到组织其部队的最佳方式。部分决策者在有限的行动、维和任务以及其他“不等同于战争的行动”（美国决策走廊在上世纪90年代普遍使用的说法）中，采取了动用美军的决定。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对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我们不能使用它，那么，拥有这么一支你一直谈论的伟大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向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都派遣了部队，而这些行动也促成了粮食援助的分发，并迫使独裁者下台，帮助制止了内战，并让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在地图上。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花费太多，而当一些美国士兵遇害时，美国舆论很快对这些军事行动的目标提出了质疑。
尽管成功地调动了部队中的小部分力量，但美国军事领导人的脑海中仍然计划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将领们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下一项最大挑战。而美国军事院校的老师们则继续在国家军事训练中心使战斗队伍做好准备，以对抗类似于苏联的敌方军队，而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则更进一步，并举行了针对能力类似于美国的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就好像他们在与镜子中的对手作战一样，而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对手。
自那时此，美国军方发起了一场军事观念上的革命，并在其中使用了最新形式的技术、军事组织和作战学说，此外还有制导弹药、最新的情报、间谍和监视系统。因此，该军队在理论上可以消除混乱，减少战场上的摩擦，并以最低的成本来提高在未来任何一场战争中的胜利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与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实力较弱的敌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战争，都将是快速、果断且成本较低的战争。
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不久，这些理论家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因为美国迅速实现了改变两国统治政权的目标，并且在士兵和国库资金上付出的代价很小。然而却没有人仔细考虑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占领，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混乱的建设民族国家的任务，而美国陆军及其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都没有为此作好准备，或者接受过这种训练。摧毁伊拉克军队和塔利班运动，比在这些长期遭受治理不善的国家内建立新的政府和保持稳定要容易得多。当美国军队在当地步履蹒跚之时，又爆发了激烈的起义——这些起义得到了邻国的支持，并且拥有自己的议程，而这类议程当然不利于美国的目标。
战场：第一学堂
美国的军事行动年复一年地陷入困境，而其军事领导人也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战争的性质。在最初，这些领导人被鼓励针对所谓的“圣战分子”和萨达姆政权残余势力所在的据点发动进攻性的行动，并且不惜以伊拉克人民的鲜血为代价。时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翰·阿比·扎伊德表达了他的担忧，即美军及其盟军的处境类似于“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叛乱分子要多于他们能够击败的人数。因此，阿比·扎伊德命令其部队撤出伊拉克的城市，以减少激起伊拉克民众愤怒和点燃更多暴力事件的挑衅。但是，由于伊拉克新的军队和警察部队人手不足，并且准备不足，此次撤离让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民兵组织控制了全部的居民区，随后，当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于2006年2月对萨迈拉市的什叶派宗教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什叶派两任伊玛目阿里·哈迪、哈桑·阿斯卡里的陵墓均在这里）实施炸弹袭击以来，该国爆发了激烈的宗派冲突，并且导致了一场几乎将伊拉克撕裂的内战。
即使美军高级领导人坚持他们的战略和作战理念，赫伯特·麦克马斯特、戴尔·奥尔福德、肖恩·麦克法兰等中层领导人也开始在塔尔阿法尔、卡伊姆、拉马迪等城市内开始参与平叛行动，他们将部队驻扎在居民区外围的小型阵地内，并与当地部落和地方领导人结成联盟，以对抗基地组织及其他的反政府武装运动。
在2006年12月，美国联合武器中心在与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合作的基础上，发布了一份新的打击叛乱行动的指南，其重点是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叛乱恐怖主义”和暴力的侵害，并将之视为在战场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此外，小布什还带来了领导层的变化——他解雇了拉姆斯菲尔德及其战斗指挥官乔治·凯西，并分别以鲍勃·盖茨和大卫·彼得雷乌斯取而代之，这两者都决心开展一场坚实的反叛乱运动，并提高联军在伊拉克取得成功的机会。另一方面，小布什在2007-2008年的增兵期间，给他们提供了实施这项计划所需的资源，旨在尽一切可能打败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并稳定国家局势。
在伊拉克逊尼派武装组织“觉醒委员会”的支持下，美国和伊拉克的部落起义运动在安巴尔省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中取得了超出所有预期的成功。美国已将其在伊拉克的目标，从建立杰斐逊（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重点关注民主、自由和人权）式的民主，转变为了更实际可行的目标，包括建立可持续的稳定、为伊拉克提供安全的环境，以便从长远的角度来为伊拉克民主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将其工作重点转移至开展打击叛乱的行动、保卫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以及摧毁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之上。
与此同时，美军也在经历了战争的至暗时刻之后，亲身习得了在打击叛乱战争中的新战术、新技术和新方法，也掌握了一些宝贵的军事知识，并可以在未来有所借鉴。与此同时，伊拉克安全部队中的武装人员数量也有所上升，并达到了35万士兵及警察，而且伊拉克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内，大多都有美国顾问的存在。此外，还有超过10万名的伊拉克人，以“伊拉克之子”（或者“觉醒者”）之名挺身而出，旨在保护他们的社区免受恐怖分子、叛乱分子及什叶派民兵组织的袭击。
到2008年夏季，当美军结束这场增兵行动时，发生在伊拉克的暴力事件较增兵之前已经减少了90%以上。这种相对的平静使伊拉克在2009年和2010年首次成功举行了选举，然而这些选举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当时的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在民意调查中落败并面临下台的威胁，而他的回应则是打击政治对手，然后重新点燃了内战的火焰。马利基与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政府，并未就管理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的协议的更新问题达成一致，从而导致美国部队在2011年底的撤出。因此，在没有美国顾问存在的情况下，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表现开始迅速恶化，原因是马利基解雇了大多数有能力的领导人，并允许腐败蔓延以侵蚀军队的能力（旨在取悦其什叶派盟友）。
在2014年ISIS席卷伊拉克之后，美军重返伊拉克以支持伊拉克军队和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该联盟在打击ISIS的过程中表现良好，当然，这场行动得到了坚实的空中力量支持，还有数量有限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步兵以及顾问的支持。这些美国人员与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盟友合作，以击败来自ISIS的武装人员。
被遗忘的教训：再度被遗忘了吗？
冲突并不会随着对方武装力量的消灭而结束。在伊拉克多年的经验中，美军一次又一次摸索出如何保障并控制当地的民众，如何自动开展精准的反恐行动以及在当地建立有效的安全部队，此外还在收集情报、防止虚假信息传播、与邻国合作以防止滋生恐怖分子避风港、建立稳定的地方经济、建立有效的政府或者所谓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等等方面，获得了很多的经验。
虽然“反恐战争”现在似乎正与我们告别，并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但是美军已不再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那样，对士兵和军官进行这样的密集训练。美国军队关闭了打击叛乱的中心，并在正规军事教育机构内减少了用于学习反叛乱行动的课时长度，还停止了在其作战训练中心内进行的这类训练。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竭力忘记它在那里得到的平叛教训，而美国的军事教育课程中也不再提及所谓的“低强度冲突”。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袭击事件，美国军方认为，除少数特种部队之外，大多数士兵都不需要再参加这类平叛战争。而现在，随着ISIS的失败和美军从阿富汗的撤军，这类课程很有可能再次从美国的军事教育和战斗训练中消失，而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更是加剧了这种可能性，同时，这场战争还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冲突以传统形式回归的可能性，包括中美之间的冲突，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
如果美国军方不关注美国与它在当下最危险的对手——包括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国——之间潜在的冲突，那这必定是错误的做法。然而，美国军方领导人也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有朝一日仍将重返与各地非正规组织之间的有限战斗。如果美国陆军的军官和士兵，或者是其他任何军队，能够研究他们在未来几年内可能面临的、包括打击叛乱在内的各类风险，那么，他们将能更快地适应他们在各种战争中面临的环境。
各国军队也必须让他们的指挥官以及军事学院牢记开展有限战争和打击叛乱的行动方法，因为这将是在未来的痛苦战争中可以付出的最小代价。如果美军高层在越南战争后，再次重复其先人们在冷战时期犯下的错误，或将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抛诸脑后，并且以为自己的国家不会再参与这样的战争，那么，这将是非常可悲的情况。美国的历史向我们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