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一年后，缅甸流亡者的内疚和反抗

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九个多月后，记者Khit Thit选择离开该国。

在将军们夺权后的几周内，Khit Thit 花费时间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周围奔跑，记录每天发生的民主示威活动。

当局对抗议活动的最初反应是克制的，但几周内，安全部队开始殴打和逮捕和平抗议者，向人群发射实弹，部署狙击手，并进行直接处决。

政变几周后，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而改名的 Khit Thit，在仰光市中心以北的狭窄街道三廊（Sanchaung）报道一场示威活动，当时，她勉强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在附近的一家酒店避难，她到达相邻建筑物的屋顶，在那里，她看到警察恶毒地殴打一名乞求宽恕的抗议者。

晚上局势也没有多好，士兵们天黑后在街区巡逻，并强行进入住宅逮捕涉嫌参加抗议的人。

Khit Thit 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期，我根本无法入睡，并且一直担心自己会被捕。”

Khit Thit 与其他几名记者合住一间公寓，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逃到边境地区，加入为发动武装抵抗政变而组建的人民国防军 (PDF)中的一支武装力量时，Khit Thit 留下了，她希望继续报道仰光的事态发展，但随着前首都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她回到了她在缅甸农村的家乡。

那里也有风险。

Khit Thit 的邻居知道她是一名记者，她担心其中有人可能会通报她。

她和母亲制定了一个逃生计划，计划从后窗逃出，躲在修道院里，以防当局突袭。

经过令人伤脑筋的几周后，她决定完全离开这个国家，搭乘航班飞往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

“我非常焦虑，这无法忍受，”她说，“这是一个如此艰难的决定，我不想去另一个国家，不想这样离开我的家人。我也感到内疚，因为我的朋友们在丛林中，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但我只是在为自己着想。”

Khit Thit 说，“即使飞机离开了，虽然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我也感到沮丧，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并补充说，她的内疚也让她无法告诉丛林中的朋友，她已经离开的消息。

貌伦也面临着类似的经历，政变后，他在家里待了几个月，然后逃到泰国，担心他会被捕。

貌伦表示，“我感到内疚，因为我觉得自己很自私，”他表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尽管我可以安全离开，但我并不放心。”

生活在恐惧中

自政变以来，缅甸许多人的生活被彻底颠覆，经济已经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变，世界银行上周预计，截至 9 月的一年仅增长 1%，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下降了 18%。

恐惧也是一个常数。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巴切莱特表示，为了回应对其权力攫取的广泛抵制，军方表现出“对人类生命的严重漠视”，包括对记者的酷刑、针对村民的“清理行动”以及“通过空袭和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重型武器”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

自政变以来，已有超过 1500 人丧生，其中不包括在全国无数武装冲突中丧生的人，而联合国估计，过去一年有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

未知数量人群已越境逃亡。

一些有资源的人，如 Khit Thit 和貌伦，已经飞往泰国和印度等邻国，而其他人则走得更远，要么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要么是因为国内缺乏经济机会。

其中包括政变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尼基·戴蒙德（Nickey Diamond），他离开仰光，后来是缅甸，当时军方内部的联系人警告他，他在通缉名单上。

他现在和家人住在德国，在该国南部的一个湖畔小镇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从事活动家的工作。

戴蒙德表示，当他离开缅甸时，他也感到极度悲伤，承认有一阵阵“幸存者的内疚”，因为“我们能够离开这个国家，但其他人被抛在了后面”。

但作为一个能够离开的人，他也感到有责任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事提出关于他的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问题。

戴蒙德说，“我们已经成为某种大使，教育人们了解缅甸的局势。在其他国家，我遇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告诉他们，”他并补充说，由于互联网越来越受到缅甸军政府的限制，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得到了加强。

他补充说，“不是每个人都成为武装活动家，许多人继续在城市进行非暴力抗议，有时他们需要资金搬迁。因此，无论我的同事在我的国家需要什么，我都会提供帮助。”

最近几周，记者 Khit Thit 表示，她对离开这个国家的内疚感已经消退，她意识到，自己作为记者的工作可以帮助提高人们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认识。

经过深思熟虑，她也将自己离开的消息告诉了她在丛林中的朋友们。

她说，“他们听到我安全的消息感到很高兴，我没想到会这样，这让我很开心。”

和戴蒙德一样，Khit Thit现在希望利用在国外的时间继续讲述缅甸境内发生的事情真相。

Khit Thit 表示，“作为一名记者，我所能做的就是向缅甸人民和世界展示我国的真实情况。无论我最终去哪里，我都会为我的国家做最好的事情，我希望通过这样做，我可以帮助解除军队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