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观点说明新冠大流行如何增强各国政府权力
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和全球经济崩溃以来，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新的权力来跟踪、追踪和控制疫情，大流行后果是否会永久增强政府的权力？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谈及来自世界各地领先先驱思想家的十个观点，以帮助了解这种流行病如何能够永久地扩大各国政府权力范围，无论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第一：加强监督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疫情传播，世界各国政府已对其公民的日常生活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都与其他国家关闭了边界，实行了隔离，关闭了很大一部分经济，并实施了许多检测系统以及跟踪和监视方法，旨在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斯蒂芬·沃尔特还补充说，采取严格措施的国家已经成功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疫情，而领导人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其他国家则遭受了巨大损失。随着感染率的下降和有效治疗的获得，许多国家将逐步放宽大多数限制。但根据沃尔特的说法，政治剥削和对爆发新一轮流行病的担忧将促使许多政府继续享有其新获得的一些权力。
第二：善治的福祉
至于亚历山大·拉格（Alexander Rage），则认为全球各国政府在刺激计划和医疗领域数万亿美元的支出将为腐败和不合法贪污创造无尽的机会，这是一个坏消息。而好消息则是，资源浪费和晦涩交易的不可避免叙述将这一流行病最终变成一种善治的福祉，并增强问责制。
亚历山大·拉格补充说，从“阿拉伯之春”和许多其他运动中，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变得更低了。这尤其适用于专制政府，如果他们试图淡化这个问题并让官员从这一流行病中受益，那么这些专制政府肯定会受到人民的猛烈回应。
亚历山大·拉格认为，已经作出有效反应的政府——这些政府的工作基于数据，付出巨大努力，相互合作并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在挽救社会免受病毒和经济损失方面超过专制政权，从而增强其在未来的地位和公众信心。
第三：新时代的开始
根据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的说法，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中，几乎每个发达经济体都将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但是这种变化在亚洲国家中将更加明显。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认为，未来的流行病管理将需要更强大的政府，因此，各国急于扩建新的设施来控制疾病并加强社会监督，以期希望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减少未来疾病的爆发。他补充说，基于此，亚洲政府——类似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很可能将领导这项计划，因为其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力和相对灵活的隐私法管理方法。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还补充说，大规模政府时代将重返，但这将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以前的大国时代完全不同，这些大规模政府的大部分形式将在东方而不是西方形成。
第四：产业政策
谢侬·K.奥尼尔表示，尽管由于新冠病毒对劳动力和生产市场的影响而使国家和公司面临困难，但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已经恢复，并且这发生在自由市场繁荣数十年之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的政府在其经济的基本部门中都具有影响力和长期作用。
奥尼尔表示，到目前为止，产业政策包括通过关税、许可证、配额、质量标准加强贸易管理，甚至防止直接出口，特别是食品和医疗用品的直接出口。除此之外，各国还向公司注资数十亿美元，并为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使这些公司重返国内制造而不是在国外工作，或许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向其公司提供了23亿美元支持，以换取他们离开中国。
随着世贸组织的步履蹒跚，这可能仅仅是一系列公共补贴和免税、政府购买和仓储、鼓励当地产业以及许多国家将制定其他计划，以构建生产和获得更广泛一系列商品和服务计划的开始，这对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奥尼尔还补充说，毫无疑问，旨在维持和可能扩大自由贸易的努力不会停止。但是，如有必要，这些谈判中的许多谈判都将假设接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使其合法化。
第五：大规模政府
根据罗伯特·D·卡普兰的说法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其他重大危机一样，流行病可能会加剧人们对采取大规模政府预防措施的渴望。
卡普兰认为，用于监视个人的新方法——某些国家采用这些监视方法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这种流行病——可能会在未来引发隐私问题，他并补充说，隐私将在这个大规模政府新时代中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卡普兰表示，由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未能抗击这一流行病，在后新冠病毒时代，将存在加强各国政府作用的趋势。结果，我们的生活可能变得比以往更加井井有条。
第六：使批评家沉默
“人权观察”组织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认为，只要公民保持警惕，这场危机就不会导致政府权力的永久扩大。在危机时期，国际人权法允许所有政府暂时限制某些权利，前提是这些限制是绝对必要、相称且无歧视的。相反，一些政府正试图利用这一流行病来使批评家沉默，扩大监督并建立其统治。
肯尼思·罗斯表示，监督限制了有效监视和应对健康威胁必不可少的信息自由流通，与此同时，未能保护隐私的监视也不会鼓励自愿合作，自愿合作是任何成功公共卫生计划的先决条件，而三权分立可以确保政府为公民的利益而不是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服务。
肯尼思·罗斯补充说，这场流行病表明，不仅必须在原则上尊重人权，而且还要出于务实和良好的理由尊重人权。如果公民意识到这些原因，则可以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以防止他们从悲剧中受益。如果事情没有这样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面临大流行威胁而又不在乎人权的世界之中。
第七：更强大的政府
罗伯特·穆哈（Robert Mugah）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彰显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效力。当许多国家领导人未能通过这项测试时，省级和城市领导人设法解决了其社会所面临的流行病疫情，这些地方官员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并赢得了公民的信任。
罗伯特·穆哈表示，州长和市长目前致力于挽救生命，提供基本服务，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支持经济复苏，而且地方领导人开始着眼于大流行后时期并重塑其社会生活。他补充说，有限的财政资源将强制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从而产生多重好处，包括创造更好的方式向最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并建立“绿色经济”。
正如穆哈所说，纵观整个历史，传染病的爆发对地方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世纪的鼠疫导致对“肮脏”城市空间的回顾，而19世纪霍乱的爆发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计划，并建立卫生系统。同样地，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带来治理方面的变化，从追踪感染者和观察隔离的监视技术到主要的医疗卫生支出，以确保这种疾病在未来处于可控之下。
第八：业务不良
亚当·博森（Adam Bosen）解释说，先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集中在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和债务等主要可变因素上。他补充说，这使中央银行等类似机构能够说服自己和他们的人民，让其相信他们是关心公共福利，而不是做出与资金分配有关的选择。
但是这种流行病及其后果迫使经济学家通过决定哪些公司将获得快速贷款，哪些业务安排将获得支持以及将购买哪些资产来操纵资源分配决策。这使危机政策更加有效，因为中央银行、财政部和金融监管机构将通过新的直接干预形式摆脱这场危机。
第九：热爱金钱
库米·奈都认为，大流行后的世界形成于人们对金钱的热爱，我们大量消费，等同于非凡的消费、成功和生活幸福的认识。事实上，新冠病毒大流行向我们表明，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审查社会上食品和其他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实现健康、和平与繁荣。
库米·奈都补充说，我们现在必须鼓励地方所有权、非中央集权以及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共同生产。应当指出的是，各国政府利用军工联合体来限制公民参与民主进程，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民权的这种下降不会成为后新冠病毒时代的永久生命支柱。
第十：公益
布鲁斯·施耐尔（Bruce Schneier）表示，西方社会在使用个人数据方面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将个人的隐私权置于个人信息对我们所有人的价值之上。例如，谷歌地图可以向我们显示实时流量，但这是通过从每个人的电话收集位置数据来实现的。
根据布鲁斯·施耐尔的说法，新冠病毒成为了这一问题新的参与者，例如公共卫生部门和医疗部门。实际上，跟踪感染者密切接触者依靠的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另一方面，医学界将利用这一流行病扩大对所有类型研究详细健康数据的访问，公共卫生当局将敦促进行更多监测，以便对未来的流行病作出早期预警。
施耐尔最后总结称，因此，我们发现这些数据对于个人而言非常个人化，但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巨大价值。当我们朝着更大控制迈进时，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双方都满意，即需要知道如何确保从我们的数据中获得集体利益，以造福整个社会，又能同时保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