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官准备好迎接下一场超级大国战争了吗?

美国外交机构没有为下一场超级大国战争做好准备，但似乎没有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最近的报道将危机外交视为空谈。大部分评论没有研究出美国政府无法调和其军事和民事力量。

 
在美国杂志《岩石上的战争》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军事专栏作家凯勒布·贝克谈到了国防战略委员会关于美国外交失败的推论。

 
这一推论指出，有一种倾向是压制要求审议与美国国防和国民安全政策相关问题的民间声音，这破坏了平民控制的概念。与美军方积极合作的对外事务部和机构也是如此。

 
该作者补充说，美国外交官们知道促进经济和社会联系的最佳方式，该方式有助于与伙伴建立起关系网络，但他们缺乏的是在面临非比寻常的威胁时，能够有效利用这些能力的民事对外机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责奠定对外政策基础的官员必须审查人际关系，并考虑构成对外关系支柱的人道主义内容。许多人指出，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外交背景下，美国目前的外交模式是无效的，特别是考虑到工作机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无法同心协力。

 
该作者认为，像这种为改变该状况、弥补缺陷的详细建议通常遭到无视。这一事实要求重新审视美国对外事务结构，以应对大国战争卷土重来。

 
理论和实践有何不同？

 
该作者说，每个美国外交使团都被要求制定一项综合战略，确定美国在任何国家的目标，但仅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就致力于这一战略，而不需要其它政府机构这样做。

 
然而，没有人对实现这一战略所定目标的努力的成败负责，而且美国国务院往往找不到对外事务机构的名单。这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执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理论上，美国驻某一国大使对在该国境内执行美国政策负有责任。在实践中，围绕通过独立机构执行相互矛盾的愿景和优先事项，这位大使的权限尚未明确，他的权力最终取决于总统的指示。

 
因此，大使对对外机构工作人员的评估权力有限，在解决华盛顿新兴机构之间的争端方面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该作者解释说，这些在华盛顿的冲突有一些影响。他还谈到了美国退休大使罗纳德·纽曼在这方面发表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华盛顿倾向于采用微型政府，调整快速的变革步伐和相对较小的民间领导金字塔，共同创造一种文化，使决策基于华盛顿的指示。

 
无论大使如何努力，该机构都未能协调和执行这些指示，从而导致这方面的努力付之东流。这一失败的例子是在伊拉克部署省级重建小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需要一年多才能就此事相关细节达成一致。

 
该作者指出，未能系统地处理多个机构统一的问题，会削弱美国工作人员在冲突前有效执行任务的能力。为了实践美国历史学家和作家斯蒂芬·比德尔关于赢得现代战争的战略，美国外交官必须能够迅速和独立地做出决断，并处理意外事件。

 
谁是负责人？

 
该作者补充说，即使同心协力，问题也依然存在，即机构和雇员是否具有处理超级大国之间竞争和战争的法律权限和责任。

 
例如，在可能发生重大冲突时，信息将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冲突各方将设法拉拢盟友，遏制潜在敌人。然而，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表明，美国将集中打击竞争对手操控信息的行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2017年国防批准法负责领导和协调政府，打击外国宣传活动和旨在破坏美国和其盟国稳定的虚假信息。

 
前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总司令肯尼思提到，仍然存在分歧，这是由于机构缺乏如打击诈骗的执行权力。

 
该作者说，确保国际支助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使用高明的手段和强大的能力，防止国家利益遭到破坏，而不留下任何能够证明罪犯身份的明确证据。

 
尽管美国在遭受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但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几乎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

 
事实上，公众舆论可以影响国家决定是否支持另一个国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以说服其他国家站在美国这一边。

 
该作者发问，当战争爆发时，这些机构将如何合作，保护和拯救民众，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事实上，这些只是在国外工作的平民必须与法律当局打交道的许多问题之一。可以说，所有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对胜败都起着重要作用。

 
该作者指出，历史已经表明，外交是国家发动战争能力的一部分。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在支持法国对抗英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导致约克敦指挥官科恩·沃里斯被打败。

 
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升级，美国外交官们得以获准在中亚国家的基地飞行和降落飞机，这些国家通常不愿意支持这场战争。

 
我们准备好适应了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潜艇指挥官接受了训练，以保障他们潜艇的安全，并充当助手，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完全没有目的性。

 
由于舰队年久失修，太平洋舰队需要指挥官做好战斗准备。在这方面，指挥官有两次机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据估计，海军在一年内撤掉了约30%的潜艇指挥官。

 
该作者指出，面对残暴的敌人，人们希望美国外交的不同方面能够迅速适应，就像太平洋海军在40年代所表现的那样。

 
相比之下，美国领先的对外机构没有整合和吸取教训的标准。不幸的是，政府机构仍然要处理不合理的工作，一个机构工作人员吸取的教训不能轻易与其他员工分享。

 
因此，这些缺陷系统性地破坏了确定什么对日常外交是有效的、什么无效的。

 
在这种环境下，与敌人的接触可能不会为为祖国服务的外交官群体，带来任何明确的教训。国务院改革的中断将使试图解决这些困难的行为变得十分尴尬。

 
另一方面，正如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018年底所说，“有时，反对现状或拒绝谈论此事都是不好的。但是，这些期望没有实现是因为所有人都很难办到”。

 
该作者提到，几十年来，一些经验较丰富的人提出了许多系统性的建议，以解决其中许多问题。事实上，没有神奇的解决方案，如果不想尝试，问题就无法解决。

 
鉴于在解决这些困难方面无所作为，人们有理由怀疑，为什么我们关心美国外交官是否做好了开战的准备？但针对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应该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