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难和国际调解人遇刺74年 是时候了解贝纳多特伯爵案的真相了吗？

瑞典外交官福克·贝纳多特伯爵的名字与1948年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件，以及在大灾难发生前几十年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有关；这些事件以巴勒斯坦的大灾难和人民流离失所以及以色列宣布建国而告终。

瑞典作家约兰·博林的著作《巴勒斯坦国际调解人遇刺/福克·贝纳多特伯爵》（2022年）最近发布了阿拉伯语译本，由萨梅赫·哈拉夫从瑞典语翻译。这本书讲述了暗杀之前的情况和事件，以及随后的调查和证词，它揭示了当时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的诸多细节。

在书中，作者揭示了导致西方舆论普遍偏向以色列一方而牺牲巴勒斯坦阿拉伯一方的明显而深刻的原因和动机。

关于他对瑞典红十字会主席福克·贝纳多特案兴趣的开始，约兰·博林说：“我对巴勒斯坦冲突的历史很感兴趣，然后我偶然发现了福克·贝纳多特伯爵，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完全被遗忘了，这引发了我对他的情况的好奇。博林这告诉半岛电视台，“这本书在2012年出版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另一方面，似乎有些人对这个主题感到不舒服。”

出版商兼翻译萨梅赫·哈拉夫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认为这本书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它揭示了与导致暗杀的风暴事件和前兆相关的可能不为人知的一面。”

被谋杀的调解员…个人传记

作者提到，福克·贝纳多特伯爵于1895年1月2 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曾是瑞典军队的军官和侦察运动的负责人，是瑞典王室成员，他的祖父是瑞典和挪威的国王奥斯卡二世 (1829-1907)。贝纳多特伯爵于1948年5月20日被联合国选中，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结束后，担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巴勒斯坦调解人。

1948年6月11日，他实现了两方之间的第一次停战。作者指出，贝纳多特的一些个人品质在他成为世界知名人物的经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开诚布公，诚实，从不装腔作势，毫无疑问，他的立场具有双重性。

作者将这些品质归功于他成长的环境，贝纳多特伯爵出身于瑞典的上层精英社会。

我们处决了伯纳多特伯爵

作者说，贝纳多特在1948年9月听取了关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巴勒斯坦难民状况的简报，并补充说，大量逃离冲突的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悲惨的条件下，住在帐篷和露天场所，他们的一切都已被夺走，除了身上穿的衣服。

应该指出的是，联合国调解员对他们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决心为他们请求国际援助。

在描述难民的境遇时，作者引用了巴勒斯坦裔美国作家苏珊·阿布·哈瓦的小说《杰宁的早晨》中提到的内容，“四十代人的记忆、秘密和丑闻。所有这一切都被其他人对这个地方的权利感一扫而空。人们将在空荡处安顿下来，并宣布一切，剩下的所有建筑、花园、水井、鲜花和舒适的感觉，都属于外国来自欧洲、俄罗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

关于伯纳多特伯爵遇刺对巴勒斯坦难民境遇的影响，作者在与半岛电视台的谈话中说：“是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色列政府意识到他会为难民问题而积极奋斗，难民问题是放在他心上的事情。在我看来，他对难民问题的兴趣是他推动以色列政府公开审理‘斯特恩’帮凶手的原因。因此，在（以色列）摆脱了贝纳多特之后，难民和他们的事业消失了。”

作者提到了贝纳多特的提议。1948年6月27日，贝纳多特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建议使耶路撒冷所有地区仍处于阿拉伯的主权领导之下，使逃离战斗或被犹太军队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并恢复他们的财产。

这些建议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因此以后来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尔贡”和以后来担任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1915-2012）为首的“斯特恩”组织同意暗杀国际调停者瑞典人伯纳多特伯爵，刺杀发生在1948年9月17日，伯爵遇刺时53岁。

1948年9月17日晚，《纽约时报》通讯员索尔兹·伯杰听到暗杀的消息，立即毫不犹豫地在日记中写下：“斯特恩”组织。

贝纳多特…最后的遗嘱

约兰·博林强调，贝纳多特完全意识到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作者指出，在以色列领导层内部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贝纳多特是对以色列生存的威胁。

因此，在他最后一次去巴勒斯坦之前，他与妻子埃斯特尔就所有葬礼程序达成了一致；如果他没有活着回来的话。根据商议的内容，葬礼从简，出席人数应仅限于几个童子军，除神父外，其他人无需发表讲话。

作者指出，在贝纳多特遇刺的第二天，媒体收到了以下信息：“我们认为联合国的所有观察员都是外国占领军的成员，他们无权进入我们的土地。”博林指出，由波兰人亚伯拉罕·斯特恩（1907-1942）创立的“斯特恩”组织对英国托管军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阿拉伯村庄和铁路，通过恐怖行为迫使英国人接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结果斯特恩在1942年死于英国人之手。 斯特恩组织的回应是1944年在开罗杀死了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他是英国托管权力最主要的代表。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发表评论，谴责了“可耻的罪行”，尽管他的国家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做出了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可疑的角色

约兰·博林还谈到了联合国时任秘书长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从1946年到1952年所扮演的角色。伯纳多特无法想象的是，他的直接上司会在与以色列的合作中暗中反对他。

作者指出，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1896-1968）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支持者，完全偏向以色列方面，他当然对福克·贝纳多特无视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和平项目并不满意。

“早在大会通过分治决议之前，秘书长就公开支持分治的想法，他无耻地与犹太机构谈判，并告诉其代表团，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必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博林补充道。

新历史学家…纠正历史

博林在书中说，在“以色列国”成立后的3年里，西方世界和以色列一样，根据以色列官方的叙述看待各类事件，而没有进行讨论，包括声称“联合国决定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阿拉伯人不接受这一点，立即袭击了犹太人和犹太人定居点，而犹太人部队一直采取防御性措施，除非巴勒斯坦人发起攻击，否则犹太人部队不会攻击他们。”

博林解释说，在80年代，以色列研究人员在新获得的档案文件的帮助下，开始质疑这种看法。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诞生（1947-1949）》一书的作者本尼·莫里斯，这位历史学家在书中承认，巴勒斯坦悲剧的诞生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采取的强制流离失所政策有关。

关于该主题的《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一书的作者海法大学的伊兰帕·佩，《阿卜杜拉国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分治》一书的作者伊拉克裔犹太人阿维·施莱姆，和《以色列的诞生：神话与现实》一书的作者西姆哈·法布兰，以及汤姆·塞格夫和其他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人在书中证实了与以色列官方说法完全不同的故事。

作者认为，由于少数“新历史学家”的作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瓦解，他们试图重新讲述对巴勒斯坦的悲剧，远离官方犹太复国主义圈子的影响。

博林强调，根据新的说法，犹太军队在推动巴勒斯坦人逃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经常炸毁和夷平村庄，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清理道路，大城市中的阿拉伯居民被清空，犹太移民占领了他们的家园。”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教授哈立德·赫鲁布说：“不幸的是，由于学术种族主义和受害者的声音被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缺席了。以色列人是刽子手和制定被占领人民的话语和历史的殖民者。”

他在对半岛电视台的声明中补充说，“以色列占领者不仅占领了土地，而且占领了历史和话语，占领了讲述权，并将这种讲述输出到世界，这些历史学家敢于转移部分无声的历史。”

贝纳多特…被遗忘

作者指出，瑞典当局对以色列人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以色列人对逮捕凶手没有丝毫兴趣，他认为这就是瑞典迟于其他西方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原因。

最终，以色列政府终于向瑞典正式道歉，随后双方关系正常化，贝纳多特案被埋没，这是否意味着福克·贝纳多特案彻底不会再影响瑞以关系？ “是的，可以这么说，”作者回答半岛电视台。

至于瑞典王室的立场，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改变了吗？约兰·博林说，“我认为王室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作者强调，在60多年的沉默和回避之后，是时候纠正关于以色列政府在贝纳多特案中所扮演角色的历史了。

瑞典作家戈兰·博林1946年出生于瑞典西部哥德堡省，先后在隆德大学和于默奥大学学习社会学、文学研究和历史。

博林最初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并发表了许多虚构作品，之后转向历史题材的写作，并于2012年出版了他的著作《福克·贝纳多特谋杀案》，成为关于这次暗杀的重要参考书。这次可怕的暗杀被认为是最令人发指的政治暗杀之一。

2017年，作者还出版了另一本书《全人类的平等价值》（Alla människors lika värde），这本书讲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