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印度是否比英国统治下更加不平等？

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在印度掌权，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将他宣传为经济改革家，将铲除腐败，将印度中产阶级的愿望从精英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并摆脱物价上涨和失业的地狱般的困境。

经济研究人员警告称，十年后，随着莫迪罕见地争夺第三个任期，印度的贫富差距（在2014年就已经很严重）已经扩大到了峡谷。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IL）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印度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比巴西、南非和美国还要严重。

随着印度在全国选举中投票选出下一届政府，最近出版的《亿万富翁拉吉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Billionaire Raj）中的研究表明，该国的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比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更严重。该研究由纽约大学阿布扎比校区的尼廷·库马尔·巴蒂（Nitin Kumar Bharti）、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卢卡斯·钱塞尔（Lucas Chancel）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以及巴黎经济学院的安莫尔·索曼奇（Anmol Somanchi）共同撰写。

印度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政治热点，反对党国大党承诺，如果当选，它将进行种姓普查，据称这将显示传统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区在莫迪统治下遭受的苦难。

但根据新的研究，印度到底有多不平等？原因为何？潜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收入不平等比英国统治时期更严重？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当英国统治印度时——印度被称为帝国宝石中的皇冠——最富有的1%人只掌握了国民收入的20%以上。这一比例在二战期间有所下降，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达到了10%以上，在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时这一比例约为12.5%。

它一直徘徊在那里，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然后，随后，随着印度在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广泛的社会主义举措，除其他措施外，她还取消了向正式亲王国支付的款项，因为让他们加入的补偿被取消，银行被国有化，到1982年，最富有的1%人口的国民收入份额锐减至6%左右。

随着印度于1991年实行经济自由化，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世纪之交，1%的人掌握了印度15%以上的收入。到2014年莫迪上台时，这一数字已超过20%。

到2022年至2023年，这一数字将达到前所未有的22.6%。

研究人员表示，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超过7%，似乎只会加速这一差距。

WIL研究的主要作者巴蒂告诉半岛电视台，“当经济增长更快时，蛋糕快速变大也会导致不平等加剧。我们以为自由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贫富不均怎么办？

如果说印度的收入不平等很大，那么它的财富失衡就更加严重。1961年，研究人员开始进行分析时，1%的顶层富人控制着不到15%的国民财富。如今，他们的份额已超过40%。

在1991年财富腾飞之前，最富有的人的相对财富在自由化前时期基本保持不变，在世纪之交之前增长了20%。莫迪上任时，当总理说服印度他将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时，这一比例在30%至35%之间。

然而，十年后，随着莫迪竞选连任，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表明，许多印度人的处境与2014年一样，甚至更严重。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贾亚蒂·戈什表示，这是否会影响正在进行的选举尚不清楚。

戈什说道：“直到2014年，正是这些选民在解决腐败、经济停滞、失业、生活贫困、公共服务不足等重大经济问题。”

但最近几天，莫迪的竞选活动已转向宗教两极分化，与2014年的经济承诺相去甚远。例如，莫迪指责反对党国大党密谋给予印度穆斯林对国家资源的优先权利，并显然将穆斯林称为“渗透者”。

戈什指出，“现政权沉迷于叙事。普通人远离黑暗的现实。”

中产阶级收入份额缩小？

研究显示，如果顶层1%的人拥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那么顶层10%的人控制着近60%。独立后的几年里，最富有的10%人口的这一数字在1982年下降至30%，之后有所回升，特别是在1991年实行自由化措施之后。

前10%的人还拥有全国约65%的财富。

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是以剩下90%的人为代价的。但巴蒂表示，数据显示，印度中间40%的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甚至比该国最底层50%的成年人口还要缩水。

印度中产40%人口的国民收入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45%以上下降到2022年的27%左右。在此期间，印度最贫困的一半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3%以上下降到15%。

专家表示，对于印度中产阶级来说，相对向上流动的前景已经放缓，而不是改善，这并不奇怪。

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里沙布·库马尔（Rishabh Kumar）的研究重点是历史不平等，他强调，印度经济的私有化和全球化有利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使他们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在印度，这种教育机会历来偏向富裕和上层种姓社区。

库马尔说道：“对于任何中产阶级来说，唯一的转型机会就是玩彩票，进入为数不多的几所可以推动你进入白领工作的机构之一。”

彩票只为少数人带来回报。想想看：最富有的10000名印度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8亿卢比（570万美元），是印度人平均收入的2000多倍。

每年约200000卢比（2400美元）的全国平均收入本身具有误导性，因为正如库马尔指出的那样，新研究表明，只有即将进入前10%的人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库马尔指出，“所以90%的人口甚至没有达到印度的人均GDP（相当于国民平均收入）。”

库马尔表示：“这篇论文是对许多印度人关于当今社会商品分配的现实检验。显然，印度富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

疯狂富有的印度人，极度贫穷的印度人

对于印度最富有的人来说，生活到底有多好？3月初，许多世界排名前1%的中心人物齐聚一堂，参加亚洲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儿子阿南特·安巴尼的婚前庆祝活动，这场婚礼花费了高达1.2亿美元，该国其他地区也见证了为期三天的盛况。国家媒体对所提供的餐点逐个进行了详细分类，《卫报》的一位作家指出，“即使是尼禄也可能认为有点过分了”。

蕾哈娜举办了一场私人音乐会，出席者包括宝莱坞一线明星、马克·扎克伯格和伊万卡·特朗普等，这场盛宴展示了印度急剧扩大的收入差距。

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时，出现了一美元亿万富翁。根据这项新研究，这一数字在2011年上升至52个，然后在2022年上升至162个。此后，根据202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这一数字进一步激增至271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位居第三。

根据《福布斯》年度全球富豪榜，2014年至2022年间，印度亿万富翁的净财富增长了280%以上，比同期国民收入增长27.8%快10倍。

另一方面，印度营养不良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在2023年全球健康指数饥饿严重程度量表中得分为28.7（满分100）。2019年至2021年间，约3.07亿印度人经历了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没有足够的食物），而2.24亿人受到长期饥饿的影响。

WIL的报告还体现了印度不平等加剧的其他指标：它引用了其他研究，表明只有1%的印度人乘坐了该国45%的航班，只有2.6%的印度人投资共同基金， 6.5%的印度人负责45%的数字支付。

这种差距延伸到了餐桌上：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应用Zomato上，5%的用户占了所有订单的三分之一。

巴蒂表示，财富集中在顶层的现象在前10%的人群中也很明显。他说道，“我们发现前0.1%、前0.01%和前0.001%的趋势基本相似。”

回顾印度人民党2014年的民意调查承诺，巴蒂表示，“10年后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不平等现象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间40%的人正在遭受损失，而顶层1%的人却在增加。”

他补充道，“印度人民党政府创造了一小部分超级富有的人，他们正在大量财富积累。”

经济学副教授库马尔对此表示同意：“大部分买家增长都流向了其他人，而且大部分增长非常集中。”他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富人以比其他人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富有”。

这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许多贫穷的印度人曾经怀有的微不足道的梦想也似乎陷入了危机。

经济学家戈什表示：“曾经是相对贫困者渴望购买的东西，比如两轮车，现在已经停滞了。” 他指的是近年来踏板车和摩托车销售陷入困境的时期，尽管相比之下，奢侈品的销售似乎表现相对较好。

“这清楚地表明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你卖的是奔驰，而不是摩托车。”

不平等为何恶化？

专家表示，至少有一些推动收入差距加深的因素是结构性的，并且与印度自1991年经济自由化以来的更广泛的历程有关。

巴蒂表示，印度一直在努力让45%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转向生产力更高、薪酬更高的就业岗位，部分原因是其教育体系较少关注他们，而更多地关注“精英高等教育”。

戈什表示，从本质上讲，印度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繁荣“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因为它只让最富有的10%的人受益，而正规经济却靠无薪和低薪劳动力维持”。

但近年来的全球事件和印度政策也加剧了这些挑战。

戈什说道，“不幸的是，三大政策冲击——废钞、征收GST（商品及服务税）和新冠疫情封锁——确实对非正规部门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打击。莫迪政府对占劳动力主体的生计和就业造成了无药可救的打击。”

废钞是指莫迪在2016年连夜宣布将停止发行所有高价值现钞。这导致了一场危机，打击了数百万印度人的小额储蓄以及印度大量小型工业的流动性。

莫迪政府于2017年7月引入商品及服务税。2020年春天，随着新冠病毒开始传播，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锁，称这是限制疫情蔓延的必要措施，但这导致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小型企业陷入瘫痪。

WIL的研究还指出，从净财富的角度来看，印度所得税制度可能是累退的，也就是说，纳税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们作为资产份额缴纳的税款就越少。

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吃掉富人？

WIL研究的作者呼吁对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征收2%的“超级税”，作为“对抗不平等的工具”，此外还重组税表以将收入和财富纳入其中。

巴蒂认为，解决不平等的办法在于教育。他指出，“印度需要根据你想要创造的就业机会来创造合适的人力资本，并调整它们。政府需要根据市场调整教育体系，否则印度将继续产生失业的毕业生。”

与此同时，印度共产党在该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虽小但并非无足轻重，该党在其2024年选举宣言中提出了“财富税和遗产税”，以保持经济性质“更加平等、公正和平等”。

该党总书记拉贾（D Raja）表示，“失业、物价上涨成为老百姓最大的苦恼。印度人民党的统治导致财富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上层，而穷人却陷入贫困。”

该国主要反对党国大党的宣言称，它“反对垄断、寡头垄断和裙带资本主义”，承诺“重新制定经济政策”，并解决印度人民党“失业增长”的遗留问题。然而，在莫迪攻击国大党，暗示国大党希望从家庭中夺走财富并将其交给穆斯林后，反对党表示没有财富再分配计划。

政治评论员阿西姆·阿里（Asim Ali）表示，“反对派领导的民众运动相对缺乏”使得莫迪和印度人民党能够通过关注印度教多数派政治来很大程度上回避不平等问题。他还指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不利的经济状况不一定会妨碍印度人民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对戈什来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于印度经济和社会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我认为这种不平等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什么时候会改变，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