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非专业人士：经济学究竟为谁服务？
也许你曾经想过为什么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或者你在被迫接受不恰当薪水的公司内进行面试后，会看到以另一种形式向你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拥有一个更好的谈判立场，以使你与公司雇主的谈判成为一个公平的过程，并让每一方都获得应有的回报？又或许，当你接受了这份工作之后，你将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你在工作中付出了很多努力，雇主和资本也因为你的努力而积累了巨额财富，而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很难维持生活水平，或享有财务安全的权利呢？
根据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近几十年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人无法将自己的问题和痛苦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下。在鲍曼看来，这些背景也许正是产生这些问题与痛苦的原因所在，因此，难以获得合适的岗位，或是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你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相反，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以及其他触及你日常生活及生活核心的现象——例如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及获得安全的社区环境，甚至是游玩和锻炼场所的权利——都会受制于政治和经济部署，受制于有关现代经济性质和概念以及成功标准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并受制于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而与它存在的关系。
关于控制我们生活并以这种方式影响我们生活的经济部署的性质，以下是一个最有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和利益塑造了这些经济部署？经济是如何以科学和政策的身份，发展到现在这种地位的？经济学究竟是一门中立的、使人们受制于冷酷而严肃的规则的数字科学，还是一门可以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提供参与、调整的政治和社会科学？
抑郁经济学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分析史》中强调，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家认为，现代经济始于中世纪封建世界的社会转型。以土地为经济唯一价值来源的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以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三要素相结合为基础的工商业的生产方式，以生产商品为目的实现利润并积累财富，换而言之，现代经济开始于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变成积累财富和利润的时候，而不是像中世纪封建时期的农业社会那样，以实现自给自足为目标。
这种在本质和内容上非常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追求目标”，其结果是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至于它和相信它的社会力量，成为了塑造当今世界的根本基础，因此，在“利润最大化”的口号下，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服务于这句口号，而开始塑造世界和人类的面貌，以及经济的本质。经济学家贾拉勒·艾敏解释称，自资本主义萌芽以来，早期的经济学家曾将“经济人”的描绘成一种“只会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除了扩大收入出支出之间的差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的“经济动物”，这是一种“没有感情、没有历史、没有记忆、没有家园、没有家庭的人，他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
艾敏补充称，同样，这种经济动物会在一个拥有大市场的世界内活动，而在这个世界内，一切都可以买卖、回收和投资。人类以完全自私和个人主义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中活动，以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这种利益则是由他拥有的货币和资本的价值来衡量的。在这样的哲学观念下，经济学成为了一门中立的数字科学，这一项又一项的数字，受到基于供需的单一规律支配，其唯一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作为一门科学和政策的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受制于人类和世界的这项愿景，同时还坚持着同样的资本主义逻辑，旨在将全世界转变为一个仅受供需规律、利益和利润积累的规律所支配的巨大市场。这样一个世界完全暴露在资本所有者、公司和主要金融机构面前。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关于劳动的法律法规、工资水平、医疗和社会保险的质量，并把这些内容强加给工人，而工厂、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员工则必须遵守所有最大程度榨取其劳动剩余价值的条件和要求，而无法考虑任何健康或个人的层面。随着殖民统治的扩张——这种扩张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内塑造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性质，并剥夺了殖民地区居民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可接受地位的权利。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所说的那样，忧郁经济学来自于对世界和人类的黯淡的想象的核心，这是一种根本的技术和工具经济，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维度，是一种完全抽象的经济数字，也是源于内部的市场规律和机制，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这个经典的资本主义世界内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他就必须服从这些规律和机制，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经济正是这样的综合图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向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种残酷世界投降？基于这样的经济观，如果你不是资本的持有者，或是拥有投资，那么你就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在这个世界的机制、法律和目标中，没有任何内容是针对普通人的——后者凭借其劳动力和技能作为收入来源。那么，既然市场法则是为保护雇主的利益而设计的，而非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那么，你又有什么立场去与雇主谈判呢？
拯救资本主义
这样悲惨的局势自18世纪末持续至上世纪30年代——世界在当时被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的影响所惊醒，这正是所谓的“大萧条时期”。约瑟夫·熊彼特讲述了造成这场悲惨局面的根源——在当时，发达经济体内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导致物价不断上涨，从而耗尽了许多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中产阶级的储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底层的购买力下降，而世界各地的工厂、公司和大型生产商则继续完全控制着全球价格环境，甚至没有对其上涨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熊彼特补充称，“价格机制和购买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预示着大萧条即将出现，每个人都在等待一场灾难的到来，但似乎没有人能够对此做些什么”。约瑟夫指出，这就是美国、欧洲及其身后的世界进入长达整整十年的大萧条的序幕。
这场危机始于最大的商品市场的崩溃，首先是房地产，然后是汽车和保险市场，随着市场内一个个部门的崩溃，公司和工厂关闭，失业率上升，恐慌也随之加剧，人们停止购买，其他的商品也陷入崩溃，直至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完全瘫痪，然后是与欧美中心有机相联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崩溃。投资停止，消费和采购最大可能地减少至最低水平，贸易中断，最终导致全球超过数千万人失业，同时持续关闭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工厂与公司，并导致贫困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从房地产，到汽车、衣服、保险，甚至是像个人卫生工具等最为简单的商品，都在没有需求的商店、工厂和广告页面上堆积如山。自由市场政策和利润积累的结果，是市场的自生自灭，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没有消费者的市场，一个没有需求、只有供给的市场。自此，许多政治和金融精英开始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是多么的黑暗，而且在政治精英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是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经济，来拯救资本主义。
走向人道资本主义的光辉三十年
大萧条宣告了古典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失败，无形之手的理念与市场自律的失败。由于资本主义霸权和资本主义制度将利润价值置于高于一切政治和社会考量的地位上，导致这种制度经常受到批评和指责，这种批评要么具有道德文学性质，例如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要么具有激进的革命性质，渴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其论文中提出的观点，以及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批判性论文，旨在让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社会和政治目标，以拯救经济学，并且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以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目标来重树这门科学。
这一领域的基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凯思斯主义”理论，凯恩斯将现代经济学从为追求利润和开放的自由市场领域，上升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从而使保持经济凝聚力，成为了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责任，而不再只是工厂、公司和银行所有者的责任。随着这些新力量进入经济政策的管理环节，经济进程也出现了新的目标，因此，像实现充分就业、消除失业、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刺激需求、支持部分基本商品、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等目标，便成为了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此外，国家也可以干预并调节市场、价格和垄断，并增加公共项目和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以将流动性注入中下层阶级。
这些由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政策，得到了政界和金融界精英的大力倡导和推行，这些政策不仅为消除大萧条和推进社会福利政策作出了贡献，而且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性质，使中产阶级进一步扩大，并让失业率和贫困率降至工业社会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国家作为市场波动的保障者而存在，人们对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并恢复了购买和消费活动，或将其收入存入银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也开始增强，他们开始大胆地对部分新的巨型项目进行投资和支出，从而提供广泛的就业和良好的合同条件，因为政府和工会对此设定了专门的法律和机制，包括保险制度、工资、利润分成、工作时间和假期法律以及通过司法机构保护工人、雇员和消费者权利等法律保护制度。
在所有人看来，这个世界已经的确已经得到了一个幸福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经济服从于人类的利益，野蛮的资本主义得到了驯化，而经济作为一种工具，也不再被掌握在富人手中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被视为实现服务于全体社会阶层的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领域。这段时期被称为光辉的30年，在当时，在冲突的阶级之间建立了社会契约的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但是世界似乎无法忍受“获得幸福结局”的观点。
前仆后继
从二战中期到上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和刺激需求的政策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内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随着1973年十月战争的爆发和海湾国家对欧美国家实施的石油禁运，经济活动又全面暂停，各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全球经济再次陷入滞胀危机。根据经济学家大卫·哈维的说法，这场危机是西方国家的上层阶级，攻击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的福利国家，并恢复他们在30年前失去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的一个救生圈。
自上世纪40 年代初期以来，凯恩斯主义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的第一个经济理论，世界范围内的统治精英将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原则，视为鼓励需求、支持并扩大公共支出的指导性原则，以维持有效的市场和稳定的经济。
而在同一时期内，部分反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学者则聚集在瑞士的一个度假胜地内，并成立了一个科学和经济协会，后来该组织以当地的度假村之名而命名为“蒙佩勒兰学会”，这些学者每年聚集在当地，以交流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研究与思想。该学会的成员自认为属于欧洲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坚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但是他们最为人所知的却是“新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怀念凯恩斯主义之前的古典资本主义，并且坚信个人主义经济需由个人和企业家主导，国家或公民社会不能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
再次聚焦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的论文“作为对战后社会经济秩序威胁的潜在解药，仍然处于政治和学术影响的边缘”，自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的动荡时代内。经济运动开始进入由多个资金充足的研究场所主导的中心之内（其中大部分都是蒙佩勒兰学会的分支机构），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开始在政治和国际合作的许多领域内产生实际的影响”。
蒙佩勒兰学会的成员们在得到慷慨的支持后，迅速在西方学院中崭露头角，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坚持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开放的自由市场是实现优化配置的最佳工具，而人类最低等的本能——例如贪婪、暴食、对金钱、财富的渴望以及自私的欲望——可被利用来为所有人服务”。根据古典资本主义的原则，个人行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且最终符合其所在集团的利益，以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蒙佩勒兰学会经济学家，在大规模宣传运动的支持下开始攻击福利国家，“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国家出于社会目的而花费大量资金，通过支持医疗、健康和食品体系以及多重保险和保障体系，以帮助穷人和中等收入群体。而其解决方案就是回到起点，即国家退出社会和政治经济领域，这又是通过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福利项目，和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来实现的，从而为大型私营企业以最低的成本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生产、购买和销售而提供可能性。”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念，曾反映在包括埃及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策中。当时，一切阻碍市场自由、竞争精神和大型企业家活动的社会组织都受到了打击，财富和收入累进税制被废除，职业工会和工人协会的政治效力也在逐渐丧失并被排除在外，政府的公共支出项目几乎完全被取消，国家的合法干预也基本退出了决策过程，国家也不再干预公司与工人之间的合同条款，价格水平也完全由市场和主要企业支配。所有商品的生产者，让中低阶层再次受到自由市场和供需规律的摆布。
穆罕默德·阿布卜勒-法迪尔博士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解决再分配、就业和财富积累危机等领域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凯恩斯学派、经典马克思主义等许多现代经济学流派所坚持的立场。在此之后，随着这些趋势在决策圈内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经济学说开始转向单一的方向，即新经济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里，广义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开始经历一场社会危机，在被以盈利和积累利润为中心的定量数学方法的阴影笼罩之后，它并不关心如何分配这些利润和社会财富，或是全面关注发展的理念，这就意味着，经济学将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是被转化为企业管理学的一个分支。
纵观经济学的历史，关于这门科学的本质、目标、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这些不仅仅是大学和研究中心内的理论讨论，相反，人们的利益、基本权利、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贡献自己的工作和技能的能力，都应包括在内。当你参加工作面试时，或是在你所效力的工作组织内进行年度讨论以决定有关加薪，或者有关你的健康保险及养老金权利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并为你及家人增强财务安全感以换取你对雇主财富的生产性贡献时，所有这些讨论，都是现代经济的主要争议主题，为此，出现了革命、抗议和政治斗争，也出现了反革命、军事政变和镇压运动，这些都旨在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经济学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