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军队实施暴行？

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发表了美国历史学家布雷特·德弗罗的一篇文章，后者是研究古罗马帝国经济和军事领域内的专家，他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军队犯下可怕罪行的原因。

德弗罗在这篇文章开头写道，在乌克兰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平民实施的暴行，使这个问题在当前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他还指出，所有的战争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残暴性质，但是某些军队，例如当前的俄罗斯军队，却比其他军队更容易实施暴行。他补充称，作为一种武力行为，战争将每一方都推向了本质上的极端残暴，但是对于某些军队而言，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和其他战争罪行却被认为是偏离正轨的行为，其中穿插着战争固有的残酷性，以及旨在指挥和控制他们的制度与文化障碍。

组织文化及其他因素

作者解释称，近代和古代的历史学家已经清楚地确定了会完全转向残酷战争的军队类型的模式，他还指出，暴行并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也并非仅仅根植于某些固定的国家，而是组织文化、领导决策和保护军队免受民事或问责的制度结构的产物。

一支军队偏好暴行的一个驱动因素，在于该军事组织内部纪律的残暴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兵受到内部军事等级制度的残酷对待，他们就会向平民发泄他们的挫败感。作者以当年的日军为例，并援引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的话写道，“尊严和男子气概遭到残酷侵犯的人，会几乎无法控制地对处于他们控制下的手无寸铁的人做同样的事。毕竟，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在基础训练中学到的东西。”

比较研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项本应鼓励服从精神的制度中的残酷纪律，却使日本军队——尤其是初级军官——更加难以控制。

作者援引美国历史学家伊莎贝尔·霍尔的话称，德意志帝国军队注重下属对上级的盲目服从，“就像尸体绝对服从殓尸人那样”，而古希腊城市斯巴达也记录了同样的模式。

尽管普通士兵的组织文化的确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但是来自领导层的决定以及军官之间的战略文化，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军队的暴行倾向往往出自那些非常顺从的士兵，他们服从来自上级军官的残酷命令。因此，当军官们陷入战争泥潭时，他们会像在军营里一样，试图通过极度的暴力以在战场上恢复动力并取得成果，而这种暴力很快就会演变成暴行。

实际案例

霍尔记录下了这种动态，例如，德国在1904年至1907年期间对纳米比亚赫雷罗人进行的残酷镇压。由于德国军队未能在1904年8月取得决定性的最终胜利，这种挫败感导致了残暴的升级，旨在实现一场显见的胜利，因此，当时的德军指挥官在意识到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之后，便立即下令实施灭绝行动。在那个时期，暴力的稳步升级事实上已经为德国士兵建立了一种允许实施残忍和暴力行为的制度结构，而且这种模式一直持续，甚至用来对待赫雷罗的俘虏和被监禁者。

作者指出，在军队实施暴行的倾向背后的重要因素，包括文职当局对军事文化或军方行为缺乏有效的外部控制。对此，他列举了许多的例子，包括日本军队、德国军队以及斯巴达的军队。

俄罗斯的移动式火葬场

作者表示，这种模式的要素，在俄罗斯武装部队中的存在非常明显，他还补充称，美国情报部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曾警告称，这些部队拥有来自领导层的决定和暗杀乌克兰人或将他们送入军营的名单，其中包括记者、活动人士和少数族裔。他还指出，俄罗斯军队将这种移动式火葬场带入一场他们认为相对快速和容易的入侵中，这一事实可能说明了他们计划在入侵后实施的蓄意杀戮的严重程度。

作者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俄罗斯军队的内部文化，及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意识形态议程的自豪感，正是这种议程使之不受有效批评或文职监督的影响，因为监督这支军队的唯一力量，就是忠于普京而不遵守战争法的安全部门。

作者还补充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暴行成为了俄罗斯军队的习得行为，从车臣到叙利亚再到乌克兰，暴行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明显或独特的俄罗斯式的，但是与之前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俄罗斯也建立了一支能够犯下暴行，然后再向乌克兰发动进攻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