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先例?Telegram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被捕引发言论战
在争夺互联网控制权的战争中,Telegram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被捕的潜在意义难以言表。
法国当局对这位俄罗斯出生的亿万富翁提起诉讼的核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线平台是否对其用户的言论负有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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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称,杜罗夫被拘留是针对一项涉及 12 项刑事指控调查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与“共谋”严重犯罪有关,从贩毒到传播儿童性虐待材料。
尽管多年来,世界各国政府一直试图对网络言论施加更大的控制——打击从种族仇恨和网络欺凌到有关新冠大流行的“错误信息”等一切行为——但自由民主国家逮捕科技创始人的情况很少,甚至没有先例。
或许最接近的案例是 Facebook 高管迭戈·德佐丹 (Diego Dzodan) 的案件,2016 年,巴西当局逮捕了他,原因是该科技公司涉嫌拒绝交出与贩毒调查有关的 WhatsApp 消息。
在被拘留近 24 小时后,法官裁定对他的拘留是“极端的”,相当于“非法胁迫”,德佐丹被释放。
认为科技公司应该为使用其服务的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种倾向性的说法。
不那么宽容的观点是,这是无稽之谈。
例如,汽车公司不被认为对醉酒司机或银行劫匪用他们的汽车逃跑负责。
事实上,辩论的核心问题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美国得到了基本解决,美国是互联网的诞生地,也是世界上许多最具影响力的平台的所在地。
1996 年通过的《通信规范法案》为互联网提供商提供广泛的豁免权,以保护他们所托管的内容,因为他们认识到,否则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就不可能存在。
其他人则怀疑,不干预审核的做法是否是逃避责任的合理借口。
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蒂莫西·科斯基 (Timothy Koskie) 表示,任何形式的审核都是每个平台存在的基础。
科斯基表示,“如果我要用汽车来类比,我会说问题在于出租车司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载银行劫匪的行动。”
虽然其他国家的言论自由保护不如美国那么严格,但即使是那些已经大幅收紧平台控制的政府也被迫放弃了更极端的提议。
欧盟于 2022 年通过《数字服务法案》出台了全面的法规来应对网络危害,但 6 月,欧盟取消了一项关于大规模扫描加密消息应用程序以查找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提案的投票,此前,批评者将这些措施比作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不出所料,杜罗夫的被捕让科技界不寒而栗,因为自由主义关于言论自由和隐私的理想在这里受到广泛拥护。
许多科技企业家和互联网自由倡导者认为,杜罗夫的被捕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并在释放杜罗夫(#FreePavel)标签下呼吁释放他。
瑞士电子邮件提供商 Proton Mail 的创始人安迪·颜(Andy Yen) 将这起刑事案件描述为“疯狂”,并暗示科技创始人可能不再安全地前往法国。
安迪·颜在 X 的一篇帖子中表示,“这是经济自杀,正在迅速永久地改变创始人和投资者的看法。”
Rumble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帕夫洛夫斯基(Chris Pavlovski)——他的视频平台将自己定位为 YouTube 的反审查替代品——表示,他已经“安全离开”欧洲。
帕夫洛夫斯基在 X 上表示,“法国威胁过 Rumble,现在他们越过红线逮捕Telegram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据称原因是他没有审查言论。”
“Rumble 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并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手段争取言论自由,这是一项普遍的人权。”
一些评论员还质疑,为什么在其他平台托管有害内容的情况下,杜罗夫被单独挑出来。
X 所有者埃隆·马斯克呼吁释放杜罗夫,他声称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之所以能够避开当局的关注,是因为他愿意审查内容并分享用户数据。
虽然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杜罗夫有记录显示他怀疑国家控制,但将他描述为一群政府走狗中的言论自由战士,回避了Telegram与其他平台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与 WhatsApp 和 Signal 不同,Telegram 可以访问其用户共享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它默认不使用端到端加密。
这意味着 Telegram 可以与当局共享信息,而其某些竞争对手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可能会使该平台更容易成为当局的目标,因为当局对科技行业与执法部门缺乏合作感到沮丧。
人们还对杜罗夫案的地缘政治影响提出了质疑,杜罗夫在 2014 年拒绝压制早期 VK 社交网络上的反对派团体后离开了俄罗斯。
在俄罗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盟友和批评者都呼吁释放他,这是政治对手之间罕见的联盟。
法国政府试图消除任何有关逮捕杜罗夫是出于政治动机或与公民自由相悖的说法。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周一表示:“法国坚定地致力于言论和通信自由、创新和创业精神。它将继续如此。”
这些保证是否成功可能取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被拘留最多 96 小时后,杜罗夫必须在周三被指控或释放。
科斯基表示,关于此案以及其背后的法律理论可能有多“特殊”,还有很多未知数。
他表示,“在调查过程中,与此案的个人联系可能比任何其他平台都要多,在这种情况下,该组织只是越过了其他平台都没有越过的界线,但这条界线一直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