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敲响警钟：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将铸就暴政之剑

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仅感染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呼吸系统，还重塑了人类社会，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方式。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这种流行病——自一个世纪前爆发西班牙流感以来，这场大流行对人类安全构成最大威胁——使我们共同人类成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因为这一次，敌人来自我们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人们彼此认为对方可能是新冠病毒携带者。

 
对宗教的需求

 
阿甘本在意大利书籍介绍平台Codlept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对宗教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这一点在如今变得很明显。这位意大利哲学家通过观察从其他末世论宗教词汇中借来的术语来推断，这些词汇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中一直被重视且频繁地使用，这些媒体经常使用“世界末日”一词。

 
阿甘本继续表示，对宗教的需求——教会不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逐渐进入另类栖息地，直到其最终在所谓的“时代宗教”中被发现，即所谓的科学。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认为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不合理且毫无理由的[盖蒂图像]

 
阿甘本表示，根据意大利哲学家和法律理论家的说法，当今时代的“科学”在危机时期产生神话和恐惧的能力类似于宗教。他还补充说，“我们目前正处于各种科学方法和不同立场之间，从否认这一现象严重性的异端少数派（也由知名学者代表），到一种流行的东正教派话都证实了这种现象的真实危险，但在处理问题和应对大流行方面，其往往存在根本不同。”

 
与这些问题一样，某些专家或为采取预防措施当局服务的专家们，都倾向于这样或那样的某种倾向观点，这类似于宗教冲突时期，当时专家们出于某种利益或出于自己的利益，具有某种趋势或倾向，这导致了基督教的分裂。

 
这位意大利哲学家认为，另一种扰乱思维的事情是所有信仰和信念的明显崩溃和显著瓦解，他表示，“除了生存和赤裸裸的（抽象）生物生命，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生存和生命”。

 
阿甘本在上一篇文章中批评了所谓的“意大利人愿意牺牲一切——其中包括平常生活，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友谊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以避免被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阿甘本认为，这种共同的危险不会使人们团结起来，而是使他们蒙蔽并使他们彼此隔离，因为目前人们认为人类是传染病的源头和潜在危险，并警告说，“失去生命的恐惧很容易建立在残暴的暴政基础上”，援引了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中众所周知的恶魔“利维坦”形象。

 
这位意大利哲学家以他的著作《特殊情况…神圣人》而著称，该书认为当局利用特殊情况为破坏法律和拥有绝对权力辩护，这表明即使在民主宪政体制下，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权也已转变成永久性权力。

 
阿甘本的文章在欧洲哲学家中引发了巨大争议，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齐泽克（Slavoj Zizek）对此回应说，意大利哲学家的反应是左派立场的强硬路线，认为恐慌和恐慌是控制、监控和种族主义的专制。

 

阿甘本在他的书中讨论了法律与特殊情况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自由法律体系中将宪法例外化或将其编纂的可能性[半岛电视台]

 
恐慌和孤立

 
意大利政治哲学作者兼教授马西莫·德·卡洛尔斯（Massimo de Carrolls）认为，禁令和社会隔离措施令人担忧。“这些措施解散了社会纽带，并实行了隔离和警察控制整个人口的制度，这提醒着在我们现代政治中所经历的黑暗经历。”

 
卡洛尔斯还补充说，关键点在于表明这些措施是暂时的，还是我们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目睹这些成为正常生活的一般性考验。

 
这位意大利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表示，“事实证明，以‘公共卫生’名义破坏社会联系和控制并非必然伴随新冠病毒传播的事实，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社会机制倾向于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性，社会生活的自发性被视为障碍，甚至是威胁。”

 
与此同时，过去的生产体系无法在没有人们聚在一起、没有人员融合或声音和双手交替在一起情况下工作，但是如今由于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被隔离和孤立，并同时强调称，社会变革不是阴谋的产物，而是不同因素和力量的产物。

 
另一方面，意大利哲学家和作家塞尔吉奥·本韦努托（Sergio Benvenuto）表示，困扰他国家的恐慌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选择，因为在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产生“丑陋领导人”的时代，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正在做出决定，以纠正西班牙新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幻想，这是本韦努托意大利语文章中提及的观点，这篇文章被翻译发表在欧洲精神分析杂志上。

 
意大利哲学家指出，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政治力量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来掩盖这种流行病，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而那次流感大流行之所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仅仅是由于西班牙——当时该国并未处于战争期间——媒体对这种疾病进行了报道，而这种流感似乎起源于美国。

 
但是，当今的政治力量——其断言他们跨越国界和经济并超越国界——奉行恐慌战略，以鼓励人们隔离以抗击病毒。事实上，隔离被传染的感染者仍然是——在几个世纪后——抑制麻风流行的最佳策略，正如欧洲遏制麻风病所采取的措施，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强调的那样，遏制麻风病的举措正是通过尽可能多地隔离被感染者，通常是被隔离在偏远的岛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