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道德界限”：殖民者何来“自卫权”而原住民却受谴责？

在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发动的多场战争中，西方官员以所谓的“以色列自卫权”为由，支持以色列在战争中的立场，并通过不断重复这一表述而抹除人们对这场人道主义战争灾难的关注，以及对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安全与保护权利的同情，而这一表述则仍然挂在他们嘴上，仿佛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真理。

但是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分析人士与研究殖民主义及原住民问题的专家，却在这种表述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谬误。他们认为，这些为战争洗白的话语，并不基于逻辑或法律依据。

美国肯特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作家巴希尔·阿布·曼纳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是“由国家主导的占领进程，它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阿布·曼纳在美国《雅各宾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以色列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尤其是其命运自决权，而“自卫权”也不是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

虚伪且存在缺陷的说辞

作者强调，这种说辞是虚伪且存在缺陷的，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向被占领者发动战争的占领国家，它对加沙发动的战争违反了自卫权的所有规则，特别是鉴于它的行动并非出于被迫，并且它事实上拥有区分军人和平民的能力。此外，它在打击军事目标时还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

获奖的肯尼亚政治漫画家、作者帕特里克·加塔拉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对巴勒斯坦人遇害的“极度担忧”和“恐惧”，已经被“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安全”和“捍卫以色列合法的自卫权”等言论所取代，这就意味着，尽管与以色列轰炸所造成的大规模死亡与破坏相比，巴勒斯坦抵抗派的行动仅仅造成了一小部分的死亡和破坏，但是后者却成为了西方更为强烈反对的对象。

包括美国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内的部分进步政治人士指出，全面肯定以色列自卫权的说辞虚伪至极，他们通过这样的说辞来避免公开拒绝以色列的借口。

抵抗权还是自卫权？

这位肯尼亚记者指出，殖民者一直要求获得“自卫权”来抵御原住民的抵抗，即使这是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实现的，而非洲的殖民主义历史便充满了这样的做法，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地的乱葬岗，里面埋着敢于军事抵抗优越的欧洲人的原住民尸体。

历史学家卡罗琳·埃尔金斯在其著作《英国的古拉格》（(The British Gulag）中，描述了英国人在上世纪50 年代的“茅茅起义”后针对其殖民地肯尼亚实施的“残酷运动”，包括为近150万平民建立集中营，并在其中实施暴行而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

作者指出，在“自卫权”的框架内，给予帝国主义占领者恐吓、折磨和杀害其占领土地上的原住民的权利，违背了联合国大会1982 年出台的第43/37号决议，即承认“人民为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而斗争的合法性”，以及“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国家从殖民统治、外国统治及占领中解放出来的权利”，这项决议特别重申了巴勒斯坦人进行斗争的权利。

“道德界限”

“道德界限”一词在美国的语境中，指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支持以色列，这意味着美国正在主导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以促进美国价值观和击败“恐怖主义”。

作者指出，西方今天并没有追求加沙地区的“道德界限”，而是采取混淆道德标准的方式来洗白以色列的攻击——殖民国家的武装部队对那些被他们赶走并围困在一处类似监狱的小块地理区域内的难民人口实施的打击，然后，还要求以色列拥有以平静、安全的方式实施这些殖民行动的权利。

西方媒体在谈论“升级循环”时，它们将压迫与因之产生的反抗相提并论，它们将暴力描绘成对安全和土地所有权存在同等要求的双方之间发生的冲突，但它们却忽视了巴勒斯坦人参与这场冲突的真相——他们是为了从非法占领和种族歧视制度（种族隔离）之下争取国家解放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如“人权观察”组织在一篇媒体拒绝谈论的报道中指出的那样，这将上升到国际种族隔离罪的定性。

在各类采访中，以色列发言人经常强调，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但他们在寻找和杀死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方面存在的困难，以色列人声称，这些抵抗派别的领导人正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

非法战争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欣然接受将哈马斯及其他团体的领导人描述为“合法目标”，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正在发动一场合法的战争，即使其策略有些令人反感。另外，毫不质疑地完全接受这项框架，也使西方媒体成为了剥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合法性、巩固殖民霸权和以色列掠夺巴勒斯坦土地的帮凶。

正如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不考虑这些迫害的情况下，考虑“以色列拥有自卫权”的观点，将使进一步的镇压行动合法化和合理化。

在最后，肯尼亚作家帕特里克·加塔拉总结称，如果西方媒体、政治家和外交官员希望真正保持道德界限，那么他们就必须完全拒绝像以色列这样的殖民国家拥有保护自身不受其所压迫的人民所害的荒谬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