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希望与死胡同 以色列知识分子讲述永久移民之路

许多知识分子、学者和积极人士离开了以色列，他们决定逃离以色列并选择流亡生活，此前，他们遭遇窘境并被要求保持沉默，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永远地离开。

在以色列《国土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莎妮·里特曼与其中部分移民知识分子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些人创立了政治运动组织或在左翼组织和人权协会中担任领导人，此后，他们由于信仰和政治活动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学术职位，之后他们感到自己无法再无畏地在以色列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在以色列社会内部再无容身之地。

布鲁塞尔的两名积极人士

《国土报》刊登的报告中谈及了伊斯坦恩·布斯坦恩·阿帕里西奥（60岁）和他的朋友埃莉诺·米尔扎（40岁）的故事，后者是一名专门研究政治人类学的学者。这两人永久地离开了以色列，此前，两人曾是知名左翼积极人士，他们创立了“记忆”组织，该组织在其官方网站上称，“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灾难中承担应有的责任，是在以色列犹太居民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公正和平与和解的必要条件。”

这两人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他们对以色列变化的绝望，并表示，他们再也无法承受这种情况，并搬到布鲁塞尔——阿帕里西奥将此称之为流亡，并未没有重返以色列的计划。

出生于阿根廷的阿帕里西奥在他15岁时随父母移民到以色列，在那里更名并服兵役，并在基布兹（军事农业定居点）长大，此后，思想上的反思促使他参加了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以寻求提高人们对巴勒斯坦纳克巴大灾难及其重返权力的认识水平。

来自比利时的阿帕里西奥向以色列媒体谈及将他的儿子从以色列军事教育体系中解救的消息，并表示，他认为以色列没有改革，没有真正的和平或美好生活前景，这是许多寻求另外生活之地的人们所了解的。

永久地移民

作者表示，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所谓的左派激进主义者离开了以色列，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创始人，例如“贝塞林”(B’Tselem)‘“打破沉默”、妇女争取和平联盟，记忆和诅咒，后者是1960年代初创立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以色列共产党的前成员，主张倡导包括阿拉伯居民和犹太人口的一国解决方案。

作者还补充说，正是以色列政府的反对促使许多知识分子离开，其中一些人由于对经济和个人前途感到不安和焦虑而拒绝接受新闻采访。

《国土报》还以尼夫·戈登（现年54岁）作为典范进行了报道，他是比尔谢巴本古里安大学政治与治理系主任的以色列学者，参加了“现在就和平”组织的许多示威活动，这是拒绝参加以色列军队行动的一部分，戈登宣布支持抵制运动，并称以色列为种族隔离国家。

戈登成为许多以色列竞选活动的目标，教育部长2012年致电基迪恩·萨尔（Gideon Saar）要求解雇戈登，戈登并表示，他受到了许多威胁，但促使他离开的最终原因不是他与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的斗争，也不是个人威胁，而是他对自己孩子前途无望未来的担忧，他随后前往伦敦工作，并与家人定居在那里。

像戈登一样，他的空间规划和住房方面平等研究的学术同事海伊姆·雅库比也移居英国，他的离开原因并不是受到的窘境，而在以色列成为殖民计划负责人并成为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之后，他质疑自己和孩子们还能想要什么。

雅库比（55岁）指出了年长后移民的困难，并表示，他在以色列的许多同事——甚至包括激进的左翼人士——都认为他的离开是背叛，他并补充说，以色列的政治暴力使他意识到，离开才是他唯一的选择。

可能的历史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还报道了作家、艺术家和导演阿里埃拉·阿祖莱（Ariella Azoulay）的故事，她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被迫与她的丈夫阿迪·奥菲尔离开以色列，后者是特拉维夫大学哲学教授兼讲师，他是以色列左翼的知名人物。

阿迪·奥菲尔告诉以色列报纸称，阿祖莱在著名的布朗大学接受了一份工作邀请，这使得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并补充说，“以色列生活中涉及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让步变得无法忍受。”

奥菲尔并没有否认称，她生活的国家（美国）也是“可怕的错误”，他并补充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变得更加可怕。”

他并补充说，“当你反对美国制度时，你并不孤单……你是一个庞大、活跃和富有创造力团体的一部分……我可以与学生们绝对自由地谈论这个话题，而在我生活在以色列的最后几年中，我感到，当我在大学谈论政治时，我被视为一个怪胎。

阿祖莱拒绝接受以色列报纸的采访，但是她发送书面声明称，她支持抵制运动，不想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报纸的采访，并且拒绝将自己称之为“以色列人”。

阿祖莱补充说，她不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分享移民的痛苦——出于无法在自己出生地方生活原因，而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否认以色列给巴勒斯坦居民造成——并且仍在造成着——的痛苦和损失，他们用不同于对待犹太公民的方式对待巴勒斯坦居民。

废除帝国主义

在她新发行的题为《可能的历史…废除帝国主义》的书中，阿祖莱提出“呼吁拒绝帝国主义并改革我们共同暴力世界”的呼吁，呼吁探索知识的殖民基础，并摒弃知识的许多局限和侵犯。

阿祖莱认为，造就我们世界的机构——例如档案馆、博物馆、主权思想、人权甚至历史本身——都取决于帝国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些模式将人口分为由不同特权统治的群体。

作者阿里埃拉·阿祖莱在她《可能的历史…废除帝国主义》一书中回顾了现代殖民主义的各种情况。

阿祖莱认为，通过实践所谓的“可能历史”，我们仍然可以拒绝破坏社会、生活和世界的帝国暴力，从殖民主义时期的美洲土著人民到由比利时残酷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的刚果，从1948年大灾难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巴勒斯坦难民。

阿祖莱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故事，包括一个1948年拒绝离开自己村庄的巴勒斯坦老人，另一个是饱经柏林战争而身分不明的女人，第三部分是关于从世界上抢劫物品和文件的，后来这些物品和文件进入了档案馆和博物馆，并从这些故事中汲取了帝国主义试图塑造时间、空间和政治的方式。

阿祖莱并没有呼吁寻找新的未来，而是呼吁从历史中受益，摒弃帝国主义，通过定义被称为“过去”的真理，将改革破碎的世界作为政治核心，继续拒绝殖民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