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主义思想会因制度和社会而改变吗？

 
或许这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民主制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及军队走上街头，这一违反最基本人权法则的举措并没有遭遇反对，既没有遭遇反对党的反对，也没有遭遇人权组织的抗议，甚至没有遭遇任何社会阶层的反对。

 
新冠病毒入侵的社会正处于一种恐慌状态，新冠病毒导致多国人民死亡，甚至可能威胁整个人类的存在，各国宣布宵禁并暂停文化、体育和艺术活动，在那些长期争取“人类尊严”高于一切法律的国家中，自由和人权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后的世界将是何种面貌？

 
自然反应

 
政治和文化事务研究人员哈兹姆·纳哈尔博士认为，应对新冠病毒造成的挑战是自然反应，因为对健康及自然灾难的恐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战争时代所面临的恐惧一样。

 
纳哈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阿文网采访时补充说，“我们也许还会目睹极端主义宗教或孤立主义和沙文主义声音的复兴。”因此，纳哈尔认为，各国和人道主义行为者自然要首先考虑采取紧急和快速方式来解决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问题。

 
有关西方国家或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文化动乱的国家是否可以在紧急时刻之后重新安排应对风险方式的问题，纳哈尔博士解释说，他们可以这样做，并且这些国家的社会将在克服迅速危机之后重新审视危机及其形成原因。”

 
纳哈尔表示，这将导致例如医疗卫生系统等某些问题发生变化，全球范围内对集体应对灾难的方法、机场和旅行体系也将发生变化，这还可以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策施加有限的改变，以支持更加人道的观点，这是由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危险都可能影响其余部分，将会在健康、环境还是在普遍冲突焦点等问题多层面上产生相互影响，但这最终不会达到摧毁自由主义制度的阶段，不会仅仅因为不公正的经济表现就减少了自由主义制度。 

 

哈兹姆·纳哈尔认为，欧洲政策的变化将更加有限和更加人道主义[半岛电视台]

 
政治冲突

 
叙利亚研究人员萨拉·阿兹梅发现，新冠病毒大流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新的数据，她表示，“毫无疑问，当洪水消退时，这将成为未来许多讨论的起点。”从现在起，其将通过残酷的言论预示了这一点，这种残酷的言论争执发展为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媒体战争。

 
萨拉在回答半岛电视台阿文网有关对此愿景的看法时称， “例如，在宣告以创纪录时间内抗击新冠病毒传染病取得圆满成功之后，如今的中国致力于在全球化谈判桌上获取各政治要点，并指责基于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无法以有效的方式遏制危机和保护其人民。”

 
你会发现，这是对这些国家政府反复公开谈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明确反应”，并且“具有传统的（中国）国家媒体通过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的公布，现在已经清空对其的舆论攻击。”

 
萨拉——她是自由领域的积极分子——认为，新冠病毒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要归因于“政治制度本质”，她并认为， 言论自由的缺乏是“由于严格的控制和国家的集权化”，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危机产生的根源。”

 
萨拉向半岛电视台阿文网解释说，她将这与媒体报道的一件事联系起来，相关媒体报道称，“首先发现新冠病毒的医生不断在医生之间发出警示，与中国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之间，相差了数周的时间……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SARS疫情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现在已成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焦点的欧洲大陆，政府依靠完全透明的原则，而自由媒体则履行其传播信息和传播最新消息的使命。

 
萨拉认为，尽管全面封锁的气氛异常浓烈，社会活动停滞不前，并且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预言也泛滥成灾，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实践和道德上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

 
全球体系

 
另一方面，纳哈尔认为，自由主义制度是一个属于整个世界的全球体系，“因为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影响着世界的每个部分，即使其试图摆脱这种体系。”

 
纳哈尔还补充说，这种体系为人类在科学、自由、文化、经济和执政体系方面提供了卓越服务，“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体系可以从根本上超越这个体系，没有哪个体系比该体系更先进、更不受压迫。”

 
《叙利亚政权和反对者之路》一书的作者发现，自由制度存在很多不公正现象，但“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任何制度不将不公正作为其支柱或表现形式之一，但是这种不公正的程度、水平和质量各不相同，正如这种社会和地理层面上的不公正现象在各阶层中有所不同一样。”

 
纳哈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阿文网采访时的谈话中继续表示，在这个体系中存在各中心和各政党、生产者和消费者、穷人和富人，“这一切在国家和人民的政治领域及执政中都被不公平地反映出来，甚至可能出现集体缺乏人权的情况。”

 
纳哈尔博士的辩护基于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做出的设想，而不是基于反对自由主义制度的立场而作出的设想，而且，这是基于改善和实现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即集体和人民权利——的目标所做出的设想。 “这种可能性是在系统内部建立的，这是一种可能的、可以的和充满希望的变化，而不是基于其废墟或与之完全矛盾的变化，这与以前的社会主义经验相似，因为后一种模式仅存在于幻觉和误导意识形态框架内。”

 

叙利亚研究员萨拉认为，社会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私[半岛电视台]

 
牺牲人类

 
另一方面，萨拉认为，出于某种既定理由而暂时禁止个人自由，“不是证明自由主义体系薄弱，而是证明其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萨拉对此解释称，每项规定都存在例外，我们今天在欧洲大陆看到的例外并不要求对哲学政治体系进行审查，其成功在于它不会牺牲个人并赋予每个人以安全感。

 
萨拉谈及并捍卫社会自由主义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私主义，“而是欧洲国家建立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教育和卫生机构的基础。”因此，这是一种根据社会发展、社会的需求以及其最大成员数量的选择，不时地充满着不同含义的政治框架。

萨拉还表示说，古典自由主义在18世纪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发展，并在21世纪变成了公开市场的食尸鬼，“我们认为这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最恐怖的表现，以及对环境的鄙视，因为所有针对美国的批评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另一方面，纳哈尔强调称，人权是一个全球体系，如果其最初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人权也会自我发展到承认人类集体权利水平之上， “而且在两种情况下，其真正缺乏的是强制性机制，远离了国家利益，而这首先需要——在自由体系内部和外部——开展工作，发展联合国的工作体系，以服务于各国人民，而不是服务于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纳哈尔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国家主权原则，“例如，不干涉由专制政权统治的国家或不关心其公民健康政权等国家事务是不明智的，而是联合国必须根据人权标准进行干预，这不符合大国的利益和冲突标准，也许是通过赋予联合国大会更大的作用而以牺牲安理会为代价来实现此目的。

 
在重新思考一种文化、保护人类文化和地球道路上，关于为所有人的利益而防止个人自由的说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