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会结束我们所了解的全球化,还是会进入另一个阶段?

分析人士表示,全球化体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下显得脆弱,可能崩溃或进入一个新阶段(Flickr)
分析人士表示,全球化体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下显得脆弱,可能崩溃或进入一个新阶段(Flickr)
随着应对最近爆发的新冠病毒举措的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旅行禁令,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似乎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今世界盛行的全球化及其哲学的“巨大测试”。
 
这场危机凸显了全球化和大规模国际一体化的不利方面,并且似乎是对世界各地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者的礼物,因为它为限制全球贸易及人员和货物流动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且各家公司突然意识到依赖复杂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美国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为彭博社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但是,存在与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愿望不同的另一种看法。全球范围内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及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其他全球性灾难,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树立共同的全球意识。每当世界各地的人们遭受同样冲击时,他们就会保持联系,彼此之间更加深入,他们成为共享全球社区的一部分。
 
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
 
卡普兰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将在未来十年引发大多数潜在的地缘政治动荡,而且全球化的新模式将随之而来,这也不会终结历史。
 

从冷战结束一直持续到最近的第一阶段,全球化围绕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全球供应链,建立和扩大中产阶级,同时减轻极端贫困,民主的扩张,数字通信和全球流动性的显著增长,尽管遭遇了诸如非洲、巴尔干和中东战争等重大灾难。

 
但是根据卡普兰的说法,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不同的,全球化正在进入第二阶段,将世界划分为拥有强大军队和独立供应链的大国集团,威权政权的崛起,引发当代民粹主义的社会和阶级分化,以及西方民主国家中产阶级的烦恼。简而言之,全球化将在第二阶段表达全新的全球分歧。
 
英国作家兼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格赖恩(Philip Legrain)同意卡普兰的观点,他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产生持久影响,这可能是对那些希望对移民和流动性进行更大控制的民族主义者的馈赠,还将重新对气候危机、环境意识和可持续性进行审视。
 
莱格赖恩认为,自由主义者的领导人在面对共同威胁时善意地谈论了跨境合作的需要,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在与中国的冲突最激烈时所施加的制裁,是实施更为严格的旅行和贸易限制。
 
根据莱格赖恩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中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有可能进入一个全球化程度较低的世界,一旦流行病和恐慌消退,那些认为世界各地的人和产品开放是一件好事的人,一般而言,他们将需要以新颖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为之辩护。
 
两个时代的全球化
 
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敦大学亚伯拉罕·纽曼学者联合发表的文章中表示,关于全球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全球化已经创造了蓬勃发展的国际市场,这使制造商可以通过在需要时用一种资源或组件替换另一种资源或组件来构建灵活的供应链,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家财富》已成为全球宝藏,企业通过分担全球化工作而受益,这项工作更加有效,反过来又导致了增长。
 

《国家财富》是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之一,因为它认为个人利益是交流的唯一目标[半岛电视台]
 
两位作者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中重申,全球化也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因为公司拥有了全球供应链和供应商,这导致了将全球经济彼此相连的产物出现了交织织物,并出现数十个国家联合生产同一部分产品组成的情况。
 
这种专业化的趋势有时使替换异常技能或产品变得困难,与此同时,尽管生产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全球性联合行动,但各国之间也越来越相互依赖,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其经济所需的所有商品、组件和零件等等,国民经济已融入庞大的全球供应商网络。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这种方式揭示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其结果可能是全球政治发生了变化,以跟上全新知识的转变和修正,甚至是考虑全球化所危及公民健康和安全的问题。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 美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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