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什里克的威权国家：从脆弱宪政走向暴力镇压的阿拉伯政权
剧作家布里托德·布莱希特有句名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其时代撕裂的反映”，也许这句话正是那些撰写了涉及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历史危机的论文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真实表达，他们是一群从最负盛名的西方大学毕业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及学者，在不断恶化的现实和带有种族色彩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压力之下，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他们几乎同时开始了写作。他们出版了分析阿拉伯政治危机的最为重要的书籍，在布尔汉·格利尤恩的《阿拉伯考验》与纳齐哈·阿尤比的《阿拉伯国家权力的扩张》之后，阿拉伯思想家、科威特学者哈乐顿·纳齐布又出版了其中一本最富影响力的著作——《阿拉伯马什里克的威权国家》。
哈乐顿·纳齐布被视为是最杰出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之一。他在该领域内发表了许多著作。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在生活中关注现实与社会问题，他拒绝简单的答案，并利用他对知识的真正热情，以寻求马什里克危机的更深的、真正的根源。在上述的著作中，他解释了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威权国家的结构，以及这些国家如何削弱其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而我们也将在下面进行探讨。
阿拉伯马什里克国家
哈乐顿·纳齐布将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的现代政治当局称为布尔汉·格利尤恩所谈到的现代化的“威权国家”。纳齐布对此评论称，例如“极权主义国家”或“波拿巴主义国家”等术语，“不如我们所谈论的威权国家更准确”，他还指出，“波拿巴主义国家”一词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这本著作解释了路易·波拿巴如何在法国革命后社会冲突激化的情况下，成功通过将阶级之间的冲突转化为高于社会力量的权威之间以及社会本身之间的冲突，而建立了半独裁国家。而这一背景与阿拉伯威权国家出现的背景截然不同。
哈乐顿·纳齐布与布尔汉·格利尤恩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他解释称，选择威权国家的表述，是因为它不同于旧的、传统的专制国家，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官僚主义国家，其合法性来源于其巨大的组织能力，“即来自其为社会协调基础设施的卓越能力”，然后利用这种合法性和这些能力“以渗透至公民社会的各个层面与机构中，并使之成为其权威的延伸，从而实现对公共空间权力和权威来源的垄断，而这就是威权统治的本质”。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们还看到了纳齐布与纳齐哈·阿尤比之间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倾向于将殖民时期称作阿拉伯马什里克政治问题的重要时期，阿尤比对此强调称，“阿拉伯马什里克国家的形成并不是源于内部的综合社会进程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强加的不连贯的政治进程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哈乐顿·纳齐布也曾指出，“阿拉伯社会无法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这是由于它在形成过程中经历的非理性发展……因此，它已成为了西方现代官僚国家的扭曲模式。”
在这一理论基础的背景之下，哈乐顿·纳齐布开始通过埃及、沙姆地区及伊拉克来探索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的威权国家形成的根源，从而提出了一种划分历史的分析性叙述——这种叙述将马什里克分为两大主要时期，一是从1916年开始的革命时期，二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文官统治瓦解和军事统治开始的时期。
阿拉伯马什里克的革命阶段
哈乐顿·纳齐布从所谓的“革命阶段”开始讲起，而该阶段始于1916年，当时，阿拉伯马什里克人民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反抗“奥斯曼暴政”，从而开启了一个革命时代，并涉及主要的马什里克国家，例如埃及、沙姆地区及伊拉克，其中，“1919年爆发了埃及人民革命，同年爆发了叙利亚人民革命，并呼吁召开全国大会，而这场大会导致该国在1920年3月宣布独立，此外，1920年7月还爆发了伊拉克人民革命”。
这些革命开启了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的现代公民运动，这些运动爆发的主要动机是呼吁独立、命运自决权和建立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包括要求分散的联邦统治，再到要求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法律改革与现代化，这些诉求在1913年的第一次阿拉伯大会上提出，然后以国家独立和议会制宪政政府告终。
这些现代政治诉求是鲜活的社会力量项目的体现，它们对自身和利益都自有看法，即来自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的本地大地主和商人阶级。这个群体具有宪法自由主义倾向，其自由主义性质在于他们将国家视为一组客观的技术和法律机构，作为当地社会的纳税力量而代表其利益。哈乐顿·纳齐布针对这一群体说道，“在埃及，这些人加入了国家党，在农村的农业财产埃及化进程中获得势头之后（转化为封建领主）之后，又加入了瓦夫德党，还有一些属于盟约党、国家党和复兴党的名流人士和城市商人。在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商人中，以及其他地区的名流和地主中，也出现了这些群体。而其宪法性质在于他们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势力的斗争中，承担了在政治和行政当局与当地居民之间达成社会契约的任务，不是作为臣民，而是作为拥有政治代表权的自由公民。
然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宪政取向是在危机中诞生的。因为支撑这种倾向的社会力量一方面在与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关于宪法和民主的斗争中精疲力竭，另一方面又在与殖民政权关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消耗殆尽。与此同时，它的阶级和社会界限剥夺了它解决任何战线的斗争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斗争导致这些力量忽视了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迅速爆发的社会问题，在当时，他们的注意力被分散，未能关注日益扩大的阶级差异，并能关注财富与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上的现实，也未能关注社会正义问题，似乎主张宪政和独立的社会力量正是导致当时局势的同谋，正如瓦夫德党在二战后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下降的经历一样。
随着危机的积累，在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又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公众关注的阶级，即公民宪政自由主义力量，在马什里克地区的群众眼中，政治领域正如尤金·罗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权贵政治，从而加速了政治阶级本身的解体和分裂，并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两极分化，这导致了宪政自由主义趋势的失败，也使其作为政府制度和政权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受到侵蚀，但最重要的失败在于，自由主义项目作为国家独立项目的失败，这也是阿拉伯马什里克历史上这一阶段中最为危险的一点。
宪政自由主义危机加深的转折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内部的广大部门开始与殖民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结盟，然后是阿拉伯军队1948年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失败，从而加速了对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的自由主义经验的死亡判决，并对马什里克地区消灭公民统治的新革命趋势的兴起打开了大门。
公民统治的消亡
根据哈乐顿·纳齐布在90年代初期出版这本书时所写的内容，马什里克社会所处的阶段以军队或军事力量对政治制度的支配为特征，这也导致了在民主原则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困难，由此，出现了一种基于威权官僚国家的新型专制模式。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的公民统治全面崩溃，埃及、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相继发生军事政变，以推翻先前建立的准宪法形式的公民统治，但是这场运动并非凭空出现的。
支持这些政变的新社会力量是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该阶段将纳赛尔主义和复兴主义军事政权视为其利益和愿望的表达，因此，在针对政权的政变中，大部分军官都来自中产阶段，并且大多都出身于农村。最终，这些国家威权主义倾向的革命战胜了宪政自由主义倾向，并让农村战胜了城市，让干涉公民生活的政府战胜了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
由军事政变组成的政府采取了措施以开垦土地，并进行了有助于创造新阶级的改革，与此同时还清除了农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贵族阶层，扩大了官僚和行政机构，在实现安全、稳定和社会正义的政策与国家进步口号之下，控制了国内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活动。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停止，哈乐顿·纳齐布表示，“但人们很快就明白这些口号是虚假的，其隐含的目标不仅是洗白他们夺取权力的行为，而且还要清算国内的所有宪法和民主机构，很显然，军事机构在阿拉伯国家上台时并没有从广泛的民众支持中获取其合法性，但是它们的到来仍然让人们感到满意和接受，因为他们希望在自由主义力量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后，实现各个方面的发展。”
根据哈乐顿·纳齐布的说法，这些激进的进步政策正是威权国家的奠基时刻，因为已经变得明显的是，军方统治政权无法实现安全与稳定，这是因为军方的愿景存在缺陷，它旨在加强国家力量以大规模干预经济和社会，并扼杀公民社会的创造精神，从而使得国家对社会力量怀有敌意，并且助长了一种或公开或隐含的暴力状态。
新的军事精英形成了一种观点，其主旨是：“失去安全和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意见的多样性、倾向的不同性以及政党和组织的分散性。因此，为了实现安全和稳定，必须解散政党，如果它们有必要存在，则将逐渐扼杀其生存空间，以实现执政党或军方支持的组织的利益。”这项灾难性愿景的结果，是消除了阿拉伯国家和民众监督中的民主自由和宪法保障，然后建立了威权性质的政治制度。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阿拉伯现代历史上充满悲剧色彩的分水岭，阿拉伯军队和官僚机构以牺牲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的公民社会为代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首先，通过对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全面军事控制，利用国家有组织的力量及其行政和组织合法性来消灭所有政治组织，然后控制以工会和其他专业人士协会为代表的其他权力来源，从而导致了对所有权力和财富来源的残酷垄断，并形成了一个为其利益服务的法律武器库，特别是在扩大公共部门、缩减私营部门并取消个人倡议之后。
哈乐顿·纳齐布解释称，这个分隔阶段在阿拉伯人的思想中证明了“军事政变并非一时现象”，而威权军事政权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必须通过采取特殊状态政策并致力于拆除公民社会来重建其合法性，而不是依靠加强社会力量以强化其国家基础。
最终，这些与其社会产生冲突的威权国家，未能建立具有真正社会根源的可持续的稳固政治制度，并为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社会的未来开辟了悲惨和灾难性的道路，包括腐败、裙带关系、军事失败、镇压和狱内酷刑等等，此外还有操纵种族和宗派之间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命运对哈乐顿·纳齐布仍然是仁慈的，因为在2011年年中去世的他，尚未看到这些威权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凶猛方式来应对社会出现的任何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