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工作与蔑视休息 现代文明是否摧毁了人类大脑？

我们的情况是否可以概况为“拴在水车上的牛”，每时每刻都在旋转，只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就会思考再次行动起来将要做什么？或许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整周都在思考工作，无论我们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事实上，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曾有过相反的经历，无论我们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我们都会思考在休息时间我们会做些什么来放松自己，所以，发生了什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科学怎么能如此深入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当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点，也不为过！

几个月前，我与一位同事就周日（周末的第二天）之前恐惧感的起源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种情况被称为“周日焦虑”，一想到假期就要结束，即将重返工作岗位，焦虑的洪水就会淹没我们。我的朋友认为，罪魁祸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即资本主义强加了工作压力和工作不安全感的毁灭性组合，但奇怪的是，资本主义在一周的其余时间也存在，那么为什么星期天会特别令人焦虑？

最后一天假期的恐惧

我认为，造成这种恐惧的更深层原因可能与关注时间研究的现代心理学有关，想象一下，现在的工人，在21世纪的任何工作中，可以从两种方式思考：一个富有成效的头脑，以及一个倾向于休闲和娱乐的头脑。当我们被第一个头脑所支配时，我们就会变成充分利用时间并改善结果的生物，向世界展示我们是多么努力工作，最重要的是，向自己证明，我们可以做到。但当我们处于放松状态时，空虚的头脑接管时，所有烦人的噪音都会在我们内心消退，我们可以轻松地看电影或喝完酒，而不必考虑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我们的声誉和绩效评估。

在每个周日，即在工作日前一天，这两种思维之间开始爆发心理战争火花，并持续几个小时，如果你现在不摆脱懒惰，内疚感就会出现并打扰你，这场战斗将在你内心继续，随着时间的临近，富有成效的头脑被唤醒。

你可能想知道：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两种心态之间如此轻松地切换会怎样？这个问题令人惊讶的答案是，问题不在于这是否可能，而是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一开始可能不想这么容易！为了说明这一点，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美国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进行了幸福感和时间使用的调查，在40 年间对美国人追踪调查，其中包括询问他们感觉“匆忙”或“时间太多”的频率。

这位社会学家在他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能在意料之中，结果表明，最幸福的人是那些使用“从不”这个词的人，那些承认他们在工作时很少感到匆忙，或在空闲时间很少感到无聊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松了，相反，这意味着他们的日程安排与他们的能量水平成正比，并且工作已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而不会使他们筋疲力尽。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在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快乐公式：“幸福意味着你在生活中的奔跑足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拥挤的工作安排还是多余的闲暇时光？

尽管罗宾逊追求的主要焦点是幸福，但他的大部分出乎意料的想法都围绕着美国人对休闲的不满。我们可能经常抱怨我们的日程安排很满，但似乎真正的幸福杀手是根本没有计划任何日程安排，罗宾逊在他的研究中看到，拥有很多空闲时间的人比日程安排拥挤的人（为了实现效率而奔跑的人）要痛苦得多。

罗宾逊发现，正如关于工作场所的其他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当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时，人们会变得焦虑不堪，而且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不快乐程度”排在研究排名最后。虽然他们总觉得自己不受特定时间表的约束，但真正奇怪的是，他们总是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感觉。这是一个没有特定目的地的人所经历的心理痛苦，他克服懒惰的迫切愿望变成了紧张的根源。这种情况一直让我印象深刻，是现代焦虑中最奇怪的一种，这种焦虑在周日笼罩着我们，并持续整个星期。

为了解决这种奇怪的情况，即使周末下午躺在沙发上，也需要感到忙碌或有条理。你可能会问：这个解释从何而来？这是包含在我们的 DNA 中，还是工业文化的发明？要回答这个问题，在考虑文明和疲惫工作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大部分历史中人类生活的构成，因此，我们需要回到过去一点，回到生活在原始社会的猎人中间，观察他们，并测试他们与工作、时间和乐趣的关系。

创越时空的旅行

人类学家詹姆斯·苏斯曼（James Susman）开始了一段类似于时光倒流的旅程，他将近三十年的生命用于研究古/汉斯人，或所谓的“布须曼人”部落，这些部落成员在非洲南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 20 世纪后期，直到当地政府的袭击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他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厚历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中，苏斯曼将古/汉斯描述为一个健康、开朗、永远满足的部落，部落成员尽可能少地工作，这并非巧合表现在养成不鼓励竞争和追求声望的习惯上。

将严谨的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探索相结合，苏斯曼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发现自己比文明起源的小型原始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而且似乎更不快乐。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来应对现代性的压力——这与其承诺相矛盾——的话，或许古/汉斯可以为我们指明道路。

苏斯曼认为，生物体——当然尤其是人类——与惰性物质的区别在于工作和运动。他说：“只有生物才会主动寻求并获得生存、生长和繁殖的能量。”然而，百万年的工作和休闲历史掌握着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性关键，在此期间，我们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却被怨恨和愤慨所包围。

从草原勇士到工作怪才

好吧，为了追溯过去，南方古猿（科学家在南非发现的距今大约 250 万年前的古人类属）类似于现代灵长类动物，是一种哺乳动物，例如黑猩猩，每天花费大约 8 小时寻找和进食，并在此期间咀嚼和消化果肉、茎和叶，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睡眠时间也从 9-12 小时不等，当然，这样的例行公事并没有为白天消耗能量的娱乐活动提供多少空闲时间。

火出现了，随着火的出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类学家并不确切地知道人类是如何在近一百万年前第一次生火以供使用，但很清楚地知道，火是如何塑造人类生活的，从烹饪肉类和蔬菜开始，这有助于消化食物，因此，他们能够摄入比以前更多卡路里，并在更短的时间内保存能量。火还帮助我们的祖先抵御掠食者，因此，他们能够从树顶下来，在地上安然入睡。火还导致人类大脑变成巨大的、贪婪的大脑，吞噬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卡路里，远远超过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消耗热量。

通过开阔我们的视野和增加我们的闲暇时间，火已经能够唤起人类感到无聊的能力，以及感到有趣的能力，并唤起人类娱乐、做手工艺、品味和实践艺术的能力，而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对休闲有着真正的热情，他们对此进行庆祝，并认为这是一种礼物。

根据人类学家苏斯曼的研究和民族志（对人类文化进行长期系统研究），古/汉斯人每周花费大约 17 个小时寻找食物，每天消耗大约 2140 卡路里的热量，每周还有 20 小时用于做家务。。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比我们在现代美国全职员工更多的空闲时间，例如，例如，美国全职员工每周工作约 44 小时，其中当然不包括家务或育儿。

令人惊讶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古/汉斯人已经摆脱了用我们认为是富有成效的（而且真的很伤脑筋）的任何活动来填补他们业余时间的欲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整天带着孩子去郊游，教孩子们如何在沙漠中通过跟踪动物脚印来解读信息，但他们的一天不仅限于教育，他们游荡、喋喋不休和调情，但在星星闪烁和篝火围绕的热闹夜晚，他们唱歌跳舞，讲故事。

一位研究原始社会中另一个猎人部落——居住在坦桑尼亚北部偏远地区的哈扎部落——的人类学家称，这个部落成员在上世纪 60 年代是习惯于小赌的赌徒，他们每天都在练习某些爱好，例如在机会游戏赌注输赢。

人类发生了什么？

那么，我们是如何从这个将休息或休闲时间神圣化的世界转变为一种仅仅为工作时间做准备的文化呢？我们甚至发现我们目前的休闲活动（例如使用社交媒体）充斥着表现标准和卓越，更不用说童年游戏（例如加入运动队）成为吹嘘和支持简历的事情，而简历又与工作有关。

尤其是对于这种情况，苏斯曼并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条理的回答，但至少总体上强调了现代生活使人类难以忘记工作的现象，他还提醒我们注意工作性质的变化，这依赖于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著作，后者指出原始社会和复杂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称之为“可互换性”，例如，从一个人执行两种完全不同工作能力意义上说，我们发现，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和萨满（声称拥有战胜火力的宗教魔术师）还能够——除了这份工作之外——出去狩猎和采摘水果。分配给个人的重叠任务保持了强烈的社区凝聚力，习俗和宗教加强了社区凝聚力，减少了力量、技能和野心方面的所有个体差异，有利于共同行动和共同价值观的信念。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当前的工业化经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律师不做脑部手术，军训中士不收割麦子，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技能，往往与截然不同的工资有关。随着学科的泛滥和对卓越表现的奖励，竞争崇拜出现了，高成就者相信他们可以而且应该一直努力争取，更高的加薪、更大的房子、更高的荣誉或职业生涯的突破。

和我一起想象，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的舒适现在变成了焦虑。没有人质疑今天的生产力状况正在蓬勃发展，我们可以把功劳（以及运气）归功于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但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所称的“无限野心病”，我们现在，这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慢性病。

当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提供社会问题和公众舆论信息的民意调查询问幸福秘诀时，所有年龄段的大多数美国人的共同回答是，他们拥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职业”。很明显，这种愿望超过了结婚生子或任何其他与义务严重关系的愿望，结果表明，职业——而不是社会——是生活的基石。

你可能会看到，趋于自由的心没有足够的机会去享受。在这种背景下，苏斯曼强调了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根本性变化，那就是我们与时间的关系，特别是与未来的关系。苏斯曼认为，在热带气候的原始社会中，你很少会想到将食物储存超过几天的想法，例如古/汉斯部落对其环境丰富的信心使他们分配特定的工作时间来满足他们的绝对（基本）需求，然后他们应该立即停下来休息，而不是提前为未来做计划。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现代文明是未来的安息之地或陵墓。这种转变是由于农业革命使人类接受耕作周期（在一块土地上轮作不同作物），要求他们在种植和收获作物之间等待几个月，随着资金的增加，这些周期仍在继续，但现在对未来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作物周期或对长期贷款的依赖，相反，着眼于未来是我们教育理念的核心，它假设学生和年轻工人将愉快地花费数十年磨练技能，几年后，他们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沉溺于思考未来与焦虑不安

当前的大多数价值观都围绕着决心的重要性、对进步的希望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这些价值观假设未来是不断变化的，而我们不变的愿望就是期待最好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对未来的过度消极思考是焦虑症最常见的特征，影响了大约 20% 的美国人。

总的来说，毫无疑问，对未来的高期望确实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尽管人类在 21 世纪时常抱怨，但现代文明产生了很多值得感恩的东西，例如慢炖锅，一种长期用于以健康方式烹饪食物的电动装置，以及智能手机上允许用户收发钱的“Venmo”应用程序、疫苗、阿司匹林、加热灯、手套，还有亚马逊、洗手液、空调等等，但在个人层面上，苏斯曼做出了令人困惑的承诺，即古/汉斯部落有东西可以教给那些大脑被文明眩晕蹂躏的现代人。

事实证明，即使是专注于当下的原始社会也不得不制定社会策略来粉碎过度工作背后的动机，摆脱地位嫉妒，并消除阶级之间的剥夺和不平等。例如，当一个来自古/汉斯部落的猎人带着一大堆战利品回来时，部落很快就预测到这个猎人可能认为他的聪明才智使他的地位比其他人更高的危险，所以，部落中的一个人解释了这种情况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行为，所以我们总是告诉他，他的猎物的肉没有价值，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他的心从虚荣中冷静下来，他变得和蔼可亲，没有任何傲慢。”这种习俗在研究人员中被称为“侮辱猎人猎物的肉”。

这并不是旨在阻止部落内部不稳定地位的竞争精神的唯一习俗，但他们设计了其他习俗，苏斯曼写道：“部落还坚持认为，猎物的真正所有者和负责其分配的人是不是猎人，而是杀死猎物的箭的所有者。”并且因为部落还对战利品的半随机股东（即股票的原始所有者）设置了奖励，因此，必须控制其有才华的猎人，以控制任何纠纷，实现部落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结果令“老人、近视者、歪脚者、懒惰者不时成为部落人关注的焦点”令人欣慰。

当我读到这些策略时，我同时有很多感触。我被他们的创造力震惊，低估非凡成就的想法让我感到惊讶，但另一方面，我担心我无法想象我可以承受类似的后果以逐渐适应社会，这让我确信，多年来我一直是生产过剩思维的囚徒，以及许多不安分的星期天晚上，已经腐蚀了我的思想。

在他对人类过去的探索中，苏斯曼揭示了休闲，即使在最冷的文化中，也从来不是一种假设的、微不足道的情况。最终，我们很容易发现，文明崛起的心理代价、对现代世界的恐惧祸害，以及我们从古/汉斯部落中吸取的教训，都蕴含着一个值得借鉴的见解。请记住，真正的工作意味着保护我们的业余时间（而不是相反）。

从更明确的意义上说：虽然进步取决于将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上，但我们发现，那些无法停止为未来规划的人注定要为他们永远没有时间生活的生活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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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译自《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不代表半岛电视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