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受害者 这就是以色列操纵情感和思想为其罪行辩护的方式

以色列在地中海公海水域袭击马尔马拉号船队事件已经过去了大约十一年,该船队由三艘载有来自不同国家人权活动家船只组成,旨在向巴勒斯坦人运送物资,并旨在通过抵达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监狱“加沙地带”取得象征性胜利,但这些船只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占领军包围,随后遭遇袭击,9 名人权活动人士被杀,其他人受重伤,其中一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失去了生命。

马维-马尔马拉号船只(路透社)

这起事件的惊人之处在于以色列对国际批评的愤怒,鉴于其对和平活动家实施的暴力规模,国际批评原本是非常轻微的,而以色列人则坚持将针对这些平民的血腥军事袭击称之为“正当自卫行为”,事实上,一些以色列报纸——例如《新消息报》——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以色列突击队的伏击”,据说这些圣战分子是前来战斗并被杀害的,但是你知道发生的事情不是独一无二或史无前例的吗?事实上,以色列是一个非常擅长扮演受害者的国家,它每次都这样做,以转移人们对其罪行的注意力。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受害者情结”或“受害者心态”是那些相信自己始终是他人有害行为受害者人群的一种人格特征,即使他们知道存在相反的证据,以色列受害者角色大部分来自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大屠杀。但受害者心态不仅是一种人格障碍,而且还具有几十年前开始被认可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层面意义,这些方面被引入与受害者学相关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研究犯罪心理影响以及受害者与犯罪者之间的关系,并被引入国际舞台政治冲突研究之中。

以色列占领者每次都出色地使用受害者筹码,这引发了诸多批评,受害者角色本身有许多不同策略,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使用,受害者心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于一个国家或群体,尤其是参与制造冲突的群体,例如,当受害者心态为他们与敌人之间的冲突提供不间断解释时,没有一个以色列儿童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与巴勒斯坦人作战,因为这些儿童认为,他们是拒绝离开“他们父辈土地”的阿拉伯人残酷侵略的受害者。

2010年在“马维-马尔马拉”号船只上被杀害的积极人士,虽然他们未携带武器,但希伯来语媒体仍将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并声称以色列只是在自卫

另一方面,受害为所谓的“防止进一步伤害”的暴力行为提供了道德理由,通过将竞争对手描绘成卑鄙或暴力形象,从而有助于巩固群体差异化和优势,同时使我们自己的群体变得完美无瑕。受害者心态通过强调群体生存的潜在危险来加强集体团结,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对国家的热爱和归属感。

最后,集体受害者帮助该团体获得国际支持,这是以色列占领的最重要目标,就像2010年发生的事情一样,正如 2010 年发生的那样,“马维-马尔马拉”号船只上被杀害的积极人士,虽然他们未携带武器,但希伯来语媒体仍将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并声称以色列只是在自卫,而事实是,以色列在众目睽睽之下屠杀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

受害者心态潜在危险

尽管如此,政治文献往往忽视了受害者心态的潜在危险。美国哲学家黛安·英尼斯 (Diane Innes) 警告说,受害者心态“能够实施任何程度的暴力,但永远不会被宽恕”,因此,她主张对受害者地位进行审查,并认为,我们很少质疑我们赋予受害者群体的道德权威,这是一个大问题。

事实上,虽然赫茨尔的远见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是要让犹太人摆脱受害和被动的心态,但其以集体记忆名义为这些叙事提供了更大的推动力,被用来为以色列袭击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战争和政策辩护及合法化,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大屠杀受害者的说法已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话语工具,专门用来为军事行动和镇压巴勒斯坦人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大屠杀是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 l’olam lo od ”(永远不会重复)隐喻也适用于巴勒斯坦人。从更明确的意义上讲,大屠杀不会再次发生在异教徒或德国人手中,这次也不会发生在巴勒斯坦人手中,因此,大屠杀受害者的说法已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话语工具,专门用来为军事行动和镇压巴勒斯坦人辩护,以换取以色列用自己的方式获得“安全”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前的受害可以产生一种权利感,并用于在犯下任何不法行为后逃避责备。这样,一个群体的受害者身份不仅是悲惨过去的不良后果,而且变成了一种有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可以实现对未来更广阔的愿望。

政治可能性

大屠杀不仅可以成为全球道德指南针,还可以肯定犹太人是受害者,从而证明‘强大的犹太国家’。”

(伊迈德·穆萨,专门研究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心理学研究员)

今天,受害者身份渗透到以色列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艺术和媒体领域,因为这种说法带有文化和宣传的象征意义。例如,考虑一下以色列犹太人的口号:“摩萨德永远不会再倒下”,这适用于受害者宗教,甚至适用于国歌。

矛盾的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歌都围绕着“复活”展开,但表达方式不同。以色列国歌《希望》(Hatikvah )仍然在讲述“被压迫的”犹太人从受害中“寻求希望”,并且是一个叙事文本,反复重温与集体记忆相关的创伤,从而继续巩固群体对其主要话语的承诺,即受害者话语承诺。

这种类似的说法也被用于战争宣传,例如,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之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时让我们看看推特上传播的一个视频,其中“战略性地”利用受害者形象来获得国际支持,不是一两次使用,而是在社交媒体上,你可以找到大量精心设计的故事,他们从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以色列议员阿耶莱·沙克德(Ayelet Shaked)在她的 Facebook 帐户上分享一个帖子时表示,“巴勒斯坦母亲应该跟着他们的儿子去死,否则他们会养更多‘小蛇’。” 以色列人聚集在边境小镇斯德罗特山顶上,手里拿着爆米花和饮料欢呼,他们一边自拍,一边看着军队向加沙地带投掷炸弹,杀害巴勒斯坦母亲和他们的孩子。为了辩解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以色列报纸强化了加沙没有无辜平民的信息。

以色列意识到获得各国对其立场同情的重要性,因此一直致力于为此创建有据可查的账号,例如“与我们站在一起”(“Stand with us”),但社交平台并不是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一方地盘,2021 年 5 月在互联网上出现的有关占领军对巴勒斯坦人袭击的记录,导致以色列受害者叙述出现重大突破,事实上,利用反犹太主义作为筹码来恐吓所有批评以色列的人已成为当今许多批评主题。

反革命

定居者“雅各布”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此前,一段以色列人烧毁树木后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跳舞的视频传播开来,与此同时,面对互联网上以极快速度到处传播媒体材料的影响,以色列的受害者心态也无济于事,以色列不必使用其反复使用的替代方案,即通过逮捕方式让媒体专业人士和活动家保持沉默,最近遭遇逮捕的是半岛电视台记者格瓦拉·布代里和耶路撒冷活动家莫娜·库尔德。

路透社获悉来自以色列 14 家电视台、报纸、广播电台和新闻网站及媒体的电子邮件显示,近几周全球威胁和仇恨言论升级,特别是在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持续11 天冲突期间,根据这些电子邮件内容称,他们要求社交媒体删除所有仇恨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站出来要求 Facebook 和 TikTok 删除他认为可能会鼓励网站暴力行为的帖子。他表示,“这些措施将直接防止极端主义分子通过社交媒体蓄意伤害我们国家的暴力行为,”并补充说,“我们正处于社会紧急状态,我们期待你们的帮助。”

至于被占领土的海法大学加布里埃尔·维曼博士则表示,2021 年 5 月以及迄今为止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一场平等的战争”,并告诉 BBC说,“在以色列方面,你看到了一股逆流,我必须说,它并没有那么强大,根本没有受到监管,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令人信服。”他并补充说,“也许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人认为 Tik Tok 会成为一个强大或重要的平台。”

显然,以色列本身对这场席卷社交网站的革命感到惊讶,这场革命旨在反对以色列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害者”筹码完全不存在,因为内塔尼亚胡不断重复他“自卫”的蹩脚借口,以获得国际同情,但受害者形象这次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非但没有加强以色列人之间的团结,反而在以色列队伍中引起了更多的恐慌。例如,对资深安全表示担忧的以色列男孩警告那些想要前往以色列的人说,等待他的将是熊熊大火!

因此,受害者身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精英集团自卫、获得国际支持、加强社区团结的重要工具。但在战争期间,军事交战对未来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使用受害者说辞将变得危险,不仅可能使参与战斗的武装人员和公民士气低下,而且会增强对手的精神状态。

以色列有一个堪称典范的犯罪记录,据称受害者能够实施最严重的暴力,以至于它在 2020 年受到的国际批评是联合国任何其他国家受到批评的三倍。尽管如此,以色列的支持者继续谴责对占领当局实施暴力行为的任何国际批评,并认为,这是以色列的自卫权利。过去,这款游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了很长时间,但是当全世界看到你每天杀人、逮捕和窃取家园,以色列计谋的成功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些行为在所有媒体和互联网上直播可见。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数字时代试图让巴勒斯坦人保持沉默,就像熊试图爬树一样,此举终将以失败告终。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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