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工程:以色列为何坚持控制谢赫贾拉街区?

以色列占领当局企图夺取耶路撒冷谢赫贾拉街区的居民住房,并将其交给犹太定居者,这不过是以色列占领当局70余年来实施的一系列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行动中的最新一环。但是这一次,事情远远超出了仅仅获得土地的范畴,并成为了以色列全面行动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其目的是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并通过定居点将他们隔离。从本质上讲,这是分割并孤立巴勒斯坦城市的一种手段,足以杀死任何抵抗力量的种子,并确保占领者对当地的绝对控制。

在2005年9月12日上午,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在醒来后得到了一个消息:以色列占领军在当地38年的存在之后终于撤离,并留下了被其夺取的超过6000德南(面积单位)的加沙地区土地——上面共建造了21个犹太定居点。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剥夺了长达40年的时间,而修建在这些土地上的建筑并不是沉默无言的石块,而可以算得上是军事占领的眼睛,不仅可以存放武器,为定居者提供住房,还可以更好地对其占据的土地并行使控制权。

撤离结束后,在被这些部队摧毁的3000座定居点建筑的废墟之上,巴勒斯坦人高举数千面带有牺牲者与领导人画像的横幅和标语,呼吁烧毁这些被废弃的犹太复国主义建筑,巴勒斯坦人怎样才能居住在由一个折磨他们、压迫他们的民族所修建的房屋之中?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也赞同巴勒斯坦人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他看到了摧毁这些定居点残余建筑的必要性,“以避免意识形态被破坏,而出现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建筑物的屋顶上跳舞,并将犹太会堂改为清真寺的情况

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两种立场之间,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占领政府应该将剩余的定居点建筑和工农业资产移交给巴勒斯坦人,以恢复这些行业内的经济状况,这符合美国关于推进中东地区城市化并将其转变为现代自由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以色列政府接受了这项提议,并提出将这些资产和建筑物变卖给巴勒斯坦人,或是用这些资产来交换巴勒斯坦人在“纳克巴”大灾难期间被迫离开的家园。但是,巴勒斯坦人认为接受这项提议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叛,也是变相承认他们丧失了返回家园的权利,而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为争取这项权利而流血抗争。

关于这场持续的辩论,建筑师、作家艾尔·魏茨曼在其著作《中空之地:以色列占领的建筑工程》中指出,建筑是占领的直接手段之一,“建筑物在揭露政治把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似乎“获得了被视为建筑元素的客观特征——依然存活的微生物,为了清除它们身上的邪恶,建筑师将不得不烧毁它们”,根据巴勒斯坦计划部秘书长吉哈德·瓦齐尔的说法,这将能净化占领的元素。

基于对占领工程的不同理解,巴勒斯坦人甚至拒绝了由欧盟外交政策协调员哈维尔·索拉纳提出的“销毁定居点别墅”的想法,并以建造高层建筑物来安置难民的做法代替,以避免将临时住房变为永久性的建筑,因为这样会破坏每一位在1948年被迫放弃其房屋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寻求并争取的回归权。

另一方面,占领当局一直认为难民营内存在一种可以煽动抵抗的环境,此外,其结构还能够妨碍外界发现其内部发生的事情,这也促使阿里埃勒·沙龙在70年代早期领导南部阵线时摧毁了沙蒂、贾巴利亚和拉法难民营,随之而来的是难民们对新的住宅的需求,这也迫使占领当局重新制定安置计划。这就意味着拆除难民营的原有结构,并将其改造成能够帮助占领方进行监管,且没有任何难于发现的藏身之处的建筑工程。这也是定居点所发挥的最为关键的作用,可为占领提供控制之手与监视之眼。

阿里埃勒·沙龙 (路透社)

对占领方而言,这种工程学上的统治意识形态促使魏茨曼尝试分析其在巴勒斯坦现实中的体现,包括在耶路撒冷将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的石墙、定居点、种族隔离墙、过境点及其他的工程机制,以试图了解其地地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根据魏茨曼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建筑师既是军人也是政治活动家,而不仅仅是提供其在建筑工程上的专业能力。这正是占领工程上的工具真理。但问题是:这种工具如何起作用呢?

种族隔离工程

1967年6月27日,也就是以色列军队完成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的几天之后,以列维·埃什科尔为首的以色列占领政府迅速占领了近7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将被占领的西耶路撒冷纳入其行政边界内。当时,军事委员会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设计了建筑计划,以防止任何一项国际决议强迫其撤离的可能性,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吞并空旷的地区,并将之划入其在耶路撒冷的所谓的“边界”之内。

事实上,在第二年便以阻止通过任何方式重新划分耶路撒冷的形式,制定了一项全面计划,旨在重新统一耶路撒冷并确保其处于以色列的主权之下。这就导致了在40年的时间内,修建了12个犹太人居住区,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计划。这些居住区保持着距离,同时还保留着同质性,构成了围绕巴勒斯坦居民区和村庄的建筑带,并将其分割为两个部门,此外,还在这些街区以外建造了一些工业城市,以维持对那些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劳工的孤立,并使之远离耶路撒冷。

此外,还在耶路撒冷的边界之外打造了第二个环状定居点,并将之称作第二道墙,从而推动了新一轮的定居潮,使大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庞大的城市,并将巴勒斯坦人与当地的文化中心隔离开来,同时还将约旦河西岸的南北分隔开,构成了一个核心定居点,其中包含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土地上的四分之三的定居者。

建筑师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加快建设速度和为定居点提供基础设施,还出现了包括文化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例如,如何恢复被占领土,使之在定居者心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使之成为其希望在耶路撒冷建立的以色列首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将使用建筑的“语言”作用,从而能够提供“一种视觉语言,以掩盖其占领事实,并支持其扩张领土的需求”。

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一种以色列建筑风格的出现,这种风格与阿拉伯村庄的建筑风格完全不符。在以色列地区,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人员都在竭力构造一种民族式的建筑风格”。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1968年的计划,分析了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耶路撒冷军事总督罗纳德·斯托兹发布的一项法令,要求使用不同类型的石材(后来称作“耶路撒冷石”)作为建造犹太房屋外墙的材料,以统一不同建筑物的外部特征,并将之作为展示城市建筑的有机成分。

上述这项计划规定,石材所赋予的视觉印象,“将包含其所承载的情感信息及价值,这将激发我们集体记忆中的其他感觉,并在新建筑的情景下与圣城形成牢固的联系”。从这一观点出发,犹太教的教义和建筑学的主张都被用作夺取土地的借口——声称其中包含着神圣的古迹,此外还有这些石材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来自圣城的遗产,意味着建造在石头上的城市。

这项重新得到批准的法律,通过修正案允许对建筑物的表面使用石材,而无需完全用石材打造,其目的是加强这个场所的东方象征意义。据魏茨曼的总结,这是以色列在被占土地上对建筑文化实施的霸权。从长远来看,这对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份构成了威胁,因为这些种族隔离政策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种族隔离,并剥夺了他们在这座历史名城中的权利。

魏茨曼所指的正是耶路撒冷的一座用石材包裹了外部的混凝土建筑 (社交网站)

在占领当局对耶路撒冷实施的人口结构政策中,这种工程上的隔离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工程师伊林瓦尔·巴尔扎齐在谈到以色列政府处理人口密度问题时采取的政策时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将该城市内的阿拉伯人口与犹太人口比例维持在阿拉伯人占28%、犹太人占72%的水平上。而实现上述比例的唯一途径,就在于住房的潜力。”

根据魏茨曼的说法,这项政策是通过以下两项计划来执行的:鼓励在犹太社区内建造房屋并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扩建,以应对巴勒斯坦人的快速人口增长。这项政策的结果是通过比较向双方签发的建筑许可证数量而得出的,犹太人方面达到了每年1500张建筑许可证,这将帮助他们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修建9万套住房,而那些拥有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则每年仅能获得100张建筑许可证。

除此之外,从本质上而言,修建新的犹太人居住区或定居点,是“对巴勒斯坦城市化进程的限制措施”,这些居住区和定居点计划在巴勒斯坦居民区及村庄之间构成楔形,以限制其扩展的可能性,并打破巴勒斯坦城市的连续性,例如拉马特·埃什科尔街区及法国山街区形成的延伸弧线,将巴勒斯坦的舒法特街区与巴勒斯坦老城分隔开来,也与谢赫贾拉街区以及所有这些地区分隔开来,防止其形成一个连续性的城市区域,以便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突出这些定居点的基本功能,即进一步压缩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地区的生活空间,并促进当地的安全监控、尽可能多地实现地理扩张,而无视相关的国际决议。

定居点:无形的控制

在1999年,部分定居者向犹太复国主义军方提出申诉,抱怨他们在通过连接耶路撒冷和西岸北部定居点的高速公路时手机信号接收不良,而Orange电信公司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在上述区域的山顶设立接收信号的天线,而企图在这座山丘上修建的一个定居点项目,并没有取得成功。

这座种植着无花果和橄榄的山丘属于艾因亚布洛德村和巴拉卡村的巴勒斯坦农民。在当时的占领军看来,在米格隆设立天线是一件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事,它可以在未经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没收农民的土地,而这也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此后,以色列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也纷纷以支持建筑工程为由,将其供电网络和供水网络铺设到该地区内。

设立天线的推迟,促使定居者们在2001年5月安装了假天线,然后他们为这根假天线带来了一名“看守”,并让他住在天线杆下面的拖车内,而这名看守又带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与他同住,后来,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又有了另外5个家庭与这个所谓的“看守”一家同住,从而给住房和建筑部提供了瓜分蛋糕的理由——它为住在这里的家庭建造了一个托儿所,并筹集捐款为他们建立了一所犹太会堂,从而将一根天线杆变成了西岸沿线103个定居哨岗中最大的一个,包含居住在60部拖车内的42个家庭,该定居哨岗还获得了正式的许可证,以成为全面的综合定居点。

米格隆定居哨岗 (路透社)

你发现什么了吗?用魏茨曼的话来说,这便是可塑性地理。以色列占领当局通过这种地理,绕开了1948年和1967年边界以及安理会有关定居点的决议,还有一切阻碍他们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张的因素,而成功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实现了扩张。由车辆和营地组成的定居哨岗迅速发展成为综合定居点,其方式是将“纳克巴”之后原本处于连续状态的约旦河西岸,通过修建定居点和隔离墙而将其变成一个个孤岛,而这也实现了以色列前任总理沙龙在过去宣布的政策:“在有可能的任何地方定居。”

作为一种建筑工具,定居点因此具有对占领当局非常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目的。所以,这些定居点的存在往往集中于山丘高处,因为宗教为他们提供的借口是:平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地区,而高地是不应被遗弃给陌生人的神圣山峰。这个借口为他们夺取这些山丘并修建定居点提供了帮助,正如魏茨曼所说的那样,此举的目的在于获得一处可以透彻观察并监视山下巴勒斯坦山谷的眼睛,以加强其全面控制。这一点在定居点房屋的设计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在这个定居哨岗内的每一座圆形房屋,都类似于士兵在战争期间的防守点,这些房屋与整个定居点共同构成了监视山谷内一切情况的眼睛。

此外,在完全的军事控制之下,占领军在其定居点周围修建的种族主义隔离墙、铁丝网、路障、路网、桥梁和隧道都仅仅向犹太人开放,从而助长了双方之间的严重隔离。在攻击巴勒斯坦的村庄和难民营的情况下,占领军将定居点作为其直接手段,此外,其建筑风格上的统一,也便于占领军在故意轰炸村庄的情况下区分犹太定居点与巴勒斯坦的村庄。

根据曾担任以色列部长的伊加尔·阿隆的计划,定居点建设除了是一项工程之外,还代表着占领当局的另一项目标,即从东部将西岸与约旦分隔,并严格限制阿拉伯人的土地范围。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还没有被以色列政府作为正式规划提出,但是其项目仍然是被占领土上的定居政策基础,也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行动纲领,规范了占领政府在领土、定居点等问题上的做法。

结果就是,这些定居点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远远超过了居住意义。在被1973年战争震惊的以色列公众面前,这些定居点被宣传为有助于保护国家免受敌人侵犯的防御系统,同时也是保护国家不受传统武器战争侵害的预防措施。作为利用舆论和公众恐惧的专家,沙龙抓住这一点并说道,“如果我们不开始在西岸的犹大和萨马拉修建定居点,那么约旦的炮弹就将会落到我们身上。”

在这一危机现实面前,巴勒斯坦人开始生活在偏僻和封闭的孤岛之上,在这里,受巴勒斯坦人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近200块互相分散的土地,而以色列除了控制着这些土地的周边范围之外,还控制着地下水储备。签署奥斯陆协定之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边界上制定了设立交通检查站的政策,从而有利于腾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将其转化为犹太定居点。

魏茨曼表示,巴以冲突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是发生在地表之下的战斗。因为超过80%的山区地下水储备都位于西岸的土地之下,从而使占领当局渴望占据这些土地,以获得这些水源。因此,在这些地区内,每年近83%的可用水都流向了以色列的城市和定居点,因为以色列巨大的水泵能抽走巴勒斯坦的地下水。

于是,形势就变成了这样:除了执行控制入境点和检查站的政策以加强地表上的控制之外,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还对原本处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下的地区的地下资源实施了控制。此外,定居政策不断压缩西岸居民的生活空间,包围他们并修建隔离墙,还夺取了他们的地下水。就这样,工程建筑便成为了占领方实施严格控制的机制,但是,事情能就这样结束吗?

跨越墙壁:住宅内的战争

2002年4月1日,西岸的杰宁难民营遭到了以色列占领军的军事入侵,这是沙龙政府入侵西岸的“防护墙”行动计划之一。根据当时担任以色列军队参谋长的摩西·雅隆的供述,这项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并在很久以前就进行了训练,以防止将来有任何巴勒斯坦武装发起突击。以色列的行动旨在消灭巴勒斯坦的抵抗武装,而纳塔尼亚酒店突击行动的出现,则加快了这项行动的实施。

为期两周的入侵导致难民营内上百人丧生,虽然占领军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难民营几乎完全被摧毁。这场大屠杀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谴责,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对占领罪行的关注——占领军将开发更为智能的城市战争手段作为其当务之急。

根据魏茨曼的说法,对杰宁难民营的入侵是基于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建筑和城市工程领域内的各种论文,此后,以色列占领军批准了一系列不同的营地战争策略,这些策略基于一种被称为“蚁丘”的非常规军事策略,这还让美军后来在入侵伊拉克的过程中受益。

就在同年,以色列占领军在袭击纳布卢斯的巴拉塔难民营中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参与了这项行动的伞兵营指挥官阿维夫·科查维解释称,“巴勒斯坦人已经根据他们的预期,即我们会遵循他们事先为事件进展所设定的逻辑,而准备好了战场……这意味着我们会进入老式的机械结构中,使用紧凑而拥挤的线条来适应路网的工程结构……但是,我们却会在白天将难民营完全隔离开来,给人留下我们将进行一次有计划的进攻的印象,而事实上,我们届时将使用机队,从不同方向的不同维度同时展开行动,从而将那些在建筑物内移动的叛乱分子逼到街道和小巷内,而我们可以在那里抓住他们。”

这就是新的攻击方式:士兵不再通过道路来行动,而是冲进居民住宅并集中在墙后,在住宅内部实现移动,然后点燃或摧毁这些住宅,以允许他们穿过,这些房屋将变成战斗演习的场所,占领军通过这些演习从内部加强了对难民营的控制,以避免他们遭到外部伏击或狙击。

墙壁上缝隙的模型 (路透社)

魏茨曼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讲述了这种战斗策略,“我们从未离开过这些建筑物,我们完全是在房屋之间行进,我们从难民营外部打了十几条路直通其中心。我们所有人都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住宅内,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冒险走到大街上。甚至我们睡觉的地方和我们的指挥部也都在这些建筑物内

在魏茨曼的另一段采访中谈到,科查维曾称这种攻击是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这就是你正在寻找的空间,这就是你正在寻找的房屋……但问题是:你将如何来解释这些小巷?是像每名建筑师一样将它解释为一个用来步行的地方,还是将其解释为禁止步行的地方?这仅仅取决于解释,我们将小巷解释为禁止步行的地方,将门解释为禁止通行的地方,将窗户解释为禁止注视的地方,因为埋在小巷内的武器正等着我们过去,藏在门后的地雷也在等着我们过去。”

科恰维认为,巴勒斯坦人将以这种经典的方式对付他们,但他并不想坚持这种解释,而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我需要胜利,我需要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种像蠕虫一样穿越墙壁的方式:我们将出现在某些地方,然后又会消失。穿过墙壁的移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机械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意外的机制,此外还有占领、拆除和清空难民营,并将当地居民赶出住所的其他经典机制,占领军再次得以使用建筑来改变冲突中的平衡,并使西岸和加沙等所有地区的冲突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转变,同时,还将这些地方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以测试其从空中执行的暗杀,从而迫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通过挖掘隧道等方式,从地面转战地下,但是它却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或战争设施,也没有得到以色列占领军在其所有罪行中拥有的国际上的放任。

最终,这两股力量不再均衡,甚至无法接近,因为以色列占领军通过多种方法和复杂的战术施加了更为广泛的控制权,而这会将冲突延长至不为人知的时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占领当局的建筑政策也向我们揭示了源自殖民时代的以色列政治体系的本质,它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包括建筑在内的任何手段,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目标。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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