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对叙利亚制裁：这将开启新的地区秩序吗？

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沙特利雅得意外宣布有意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也是他在访问海湾地区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

就在次日，他与叙利亚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并握手，尽管后者曾在伊拉克对美军作战。

特朗普解释称，他的决定是应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请求而作出的。卡塔尔强烈支持这一做法，并从一开始就支持叙利亚的“新政府”，并将自己视为其强大的经济和投资伙伴。

此举震惊了以色列——后者自认为是美国传统上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并且一直在推动将叙利亚分裂为“相互交战的宗派和民族小国”。然而，特朗普选择支持上述三国的愿景——认为重建叙利亚对中东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并将为贸易和投资开辟广阔的前景。

特朗普敦促叙利亚总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清除叙利亚境内的“外国恐怖分子”，并驱逐“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他并未提及保护少数族群或者建立叙利亚民主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沙拉宣布接受1974年的《脱离接触协议》——该协议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建立了非军事区，并呼吁美国公司投资叙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一总体形势可能触发新的区域动态，而这些动态将不仅限于“在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构建的平衡中重建统一稳定的叙利亚国家”——正如穆罕默德·萨尔米尼在半岛电视台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改变特朗普对叙利亚政策的时刻》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趋势通常并不遵循一条朝着特定方向发展的既定路径。相反，由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因素的重叠以及动机、目标和利益的复杂性，它们可能沿着一条曲折的螺旋式的路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网状分析（而非系统分析）。因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面对一个基本趋势和关键行为主体已经显现或特征已经明确的区域体系。

八种主要趋势

然而，其中一些趋势可以根据叙利亚的现有局势来识别——这些局势仍然充满多种可能性。本文将仅限于观察而非评估这八种动态所面临的困境，并希望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作为区域稳定力量的经济

根据这一观点，经济措施——主要是制裁解除、投资、援助和重建工作——被各方（海湾国家领导人和美国政府）视为能够在叙利亚等冲突后促进地区稳定的工具，并且可能有助于缓解加沙和也门的危机，同时还符合美国和海湾国家更广泛的战略利益。

基于这一观点，经济复苏和重建对于叙利亚在多年内战后实现稳定至关重要。制裁是重建工作、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障碍，因为它们主要伤害的是叙利亚平民。

预计解除制裁将为区域和国际援助、投资和专业知识的流入铺平道路，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重建国家并防止政治不稳定而付出的努力。强劲的经济对“叙利亚新政府”能否成功实现稳定至关重要。

据估计，除非放松制裁，否则叙利亚经济将会继续恶化，其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依赖也将日益加深。而一个繁荣的叙利亚还将有助于控制难民潮。

沙特、卡塔尔与土耳其合作，积极支持放松对叙制裁，特别是放松针对该国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的制裁，并相信这将增强叙利亚新领导层的实力，进而抵消伊朗在该国的影响力，并防止叙利亚沦为一个“失败国家”。

解除制裁被视为稳定关键部门和营造国际投资环境的关键第一步。在解除制裁的支持下，早期的重建工作可以使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安全返回家园，并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地区稳定。

这些国家认为地缘政治稳定对其经济福祉至关重要，而经济不确定性或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又可能会损害其经济。一些乐观的看法认为，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将会有助于海湾国家寻求经济多元化和构建后石油时代经济的经济议程。

第二：松散且不稳定的联盟

叙利亚当前的局势表明，地区行为体在叙利亚稳定与重建方面存在一定的利益趋同，尤其是在它们努力影响美国制裁政策以及在冲突后投资中发挥的作用上。然而，这并不一定代表地区各方在所有地区问题和危机上都达成了更广泛的共识，潜在的平衡动态和现有的竞争动态就证明了这一点。

各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其国家利益，该地区的“关键行为体”尚未就新的地区秩序展开认真的对话。它们在叙利亚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尽管它们在某些问题上观点趋同，但这并不一定反映出全面的地区共识。相反，这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在叙利亚未来和稳定问题上的具体利益所驱动，尤其是在叙利亚政府更迭之后。

第三：与结束占领挂钩的关系正常化

特朗普的优先事项不再是将更多主要阿拉伯国家纳入《亚伯拉罕协议》，而且他劝说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入这些协议的努力也已减弱。这些协议确立了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相互承认与经济关系。

另一方面，没有签署这项协议的阿拉伯国家已经明确强调，它们对正常化问题的立场将与“阿拉伯计划”保持一致——该计划概述了重建和发展加沙的战略，支持建立一个以1967年6月4日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主权巴勒斯坦国，并且规定只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签署和平协议、解决所有最终地位问题、结束以色列军事占领并确立巴勒斯坦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主权之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也是特朗普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而这对沙特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至关重要。沙特曾反对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现在，它正鼓励美国推进谈判，以防止爆发战争。

尽管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令人担忧，但关系正常化协议仍被认为“有效且进展顺利”，但近期能否实现广泛的关系正常化，尤其是与该地区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似乎还受到当前地区形势的影响，包括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伊朗核协议等其他问题所占据的优先地位。

与前几届美国政府的外交努力相比，特朗普此次访问的交易性方针及其对经济协议的关注，也使巴勒斯坦问题在此过程中被边缘化。

第四：满足美国利益

叙利亚的赞助国将积极参与以确保地区稳定与和平，这被认为是实现地区经济繁荣和将该地区转变为机遇中心的关键所在——正如特朗普在最近访问海湾地区时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国家寻求清除叙利亚境内的外国武装分子，并要求伊朗撤出叙利亚，要求黎巴嫩削弱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坛的影响力，而这也符合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伊朗核问题，以避免爆发军事冲突，并保护自己国内的经济基础设施。这与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立场相符。

这些国家被视为地区乃至全球冲突的潜在调解人。沙特阿拉伯曾就乌克兰问题召开会谈，并主动提出为未来的美伊核谈判提供调解。卡塔尔正在主持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谈判。所有这些国家都在防止ISIS死灰复燃的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而这也符合美国方面的反恐目标。

这些国家的努力符合美国方面的利益，包括促进经济繁荣、倡导和推动地区稳定的努力（尤其是在叙利亚）、与伊朗等对手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提供重要的美国军事资产以及参与冲突后的重建讨论（例如加沙的重建）。它们的战略重点通常与美国在该地区的既定目标保持一致。

沙特、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倾向于与伊朗开展外交，并为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设置条件，这些都表明它们对美国政策本身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

第五：没有武装团体的中东地区

在2024年以及此前一年，美国采取了多种策略来打击中东地区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其中一些团体（例如“抵抗轴心”）面临着旨在削弱其能力——尤其是其军事能力——的措施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武装团体可能被政府收编的情况，例如在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存在将其他武装团体纳入国家结构的努力，例如将叙利亚民主军纳入军队；此外，还有通过解散这些团体的军事部门并接受其作为合法政党参与政治进程以与政府实现和解的努力，例如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情况。

包括真主党、胡塞武装和巴勒斯坦抵抗团体在内的“抵抗轴心”在2024年遭遇了“重大挫折”，并“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地位”。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哈马斯很可能会在这场自2023年底爆发以来持续至今的冲突中，经历自身“军事能力的显著削弱”。

美国打击胡塞武装的目标之一，是从定点清除转向更广泛、更积极的行动，旨在积极破坏其军事能力，包括打击其政治领导层和军事资产。这也表明，美国试图削弱胡塞武装，而不仅仅是采取军事行动来遏制该运动。

美国同意资助黎巴嫩武装部队，以增强其应对真主党威胁的能力。虽然加强黎巴嫩武装部队并不构成与真主党的直接对抗，但它是通过加强国家能力来间接控制黎巴嫩境内“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而叙利亚的局势则突显了更为复杂的局面——亲新政府的武装团体在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现在，它们必须解散并融入新叙利亚的安全和防务机构。

此外，在2025年3月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协议，其目标是将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纳入新的叙利亚军队。此举旨在稳定叙利亚局势并防止伊朗影响力的重新巩固，同时还预示着新叙利亚军队的形态——这是国家与武装团体融合的一种形式。然而，融合的具体细节以及库尔德人自治的程度仍有待商榷。

2025年2月27日，身陷囹圄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宣布呼吁解散该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呼吁是“迈出推倒恐怖主义之墙的历史性一步的机会”。3月3日，该党响应其领导人的呼吁宣布停火，并于5月12日自行解散。

上述这些进展，再加上与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团体之间的接触，反映了美国及其在欧盟和该地区的伙伴的愿望，即建立一个没有武装团体的中东地区，或者至少是一个能让大多数武装团体消失的中东地区。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目标很可能是大幅削弱一些“非国家武装团体”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及其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

其战略目标是使中东成为全球贸易路线的中转站和走廊，而这需要中东各国实现政治关系的正常化。

第六：以色列或内塔尼亚胡是动荡的根源

正如以色列领导人所说的那样，该国目前正深陷“七条战线”上的战争，并且不希望该地区局势平静下来。而这主要反映在以色列直接参与加沙种族灭绝、在约旦河西岸发动定居点袭击、对叙利亚持续不断的军事侵略、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希望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而且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还会对埃及和约旦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导致地区不稳定及其复杂局势的重要因素。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项目的现状在许多方面都意义重大。它揭示了该地区和全球贸易的几个重要层面。该项目不仅被设想为一条贸易路线，还是促进地区稳定和政治关系正常化的一种手段，特别是通过海湾、约旦和以色列将印度与欧洲、美国连接起来。

该项目的现状受到了加沙战争及相关地区冲突的严重影响，这清楚地表明，“深层不稳定”持续阻碍着这些雄心勃勃的一体化项目的推进。鉴于人们目前认为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在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建设基础设施）“不太可能”，那么，一个新的叙利亚会成为这条走廊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吗？

以色列卷入的冲突对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已经显而易见。拟议中的中东贸易路线和能源走廊的未来，也与内塔尼亚胡政府及其极右翼联盟的未来息息相关。

目前，以色列极右翼政府造成的不稳定局面对这些项目的实施和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因此，建立和维护这些贸易路线的努力可能需要从各个方面应对“极端分子”。一些人认为，围绕这些路线的动态反过来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稳定的未来走向。

“美国资本主义”的这一战略目标还包含两个互补的维度：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通过从稳定的中东地区撤军来专注于遏制中国。

第七：重新调整伊朗的影响力而不再将其视为敌人

主要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在处理伊朗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这里的共同趋势在于，各方更倾向于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进行军事对抗以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就像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发生的那样。

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保护重要经济利益（例如石油基础设施）的愿景，以及实现地区稳定的需求的影响，而地区稳定被视为繁荣与发展的基础。这些利益驱使这些国家与伊朗直接接触，即使这意味着在处理某些地区安全动态时需要绕过美国等传统盟友。

第八：人权与民主问题的衰落

该地区的主流叙事侧重于国家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政治民主显然缺席了该地区国家转型的整体讨论，剩下的只是关于个人自由的空谈。

对人权的关注主要局限于承认“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而作者担心这会将巴勒斯坦问题简化为一个没有权利的民族的人道主义问题。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方针是交易性质的，优先考虑经济交易和稳定，而完全忽视了民主和人权问题。

阿拉伯民众关注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的必要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改善治理不感兴趣，也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民主。正如“阿拉伯晴雨表”调查所显示的那样，阿拉伯人并不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坏的。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基于结果的民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合法性与法治，也带来了繁荣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总而言之，如果这八种趋势与其他趋势相互作用，那么中东地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每种趋势内部以及各个方向之间都出现困境，那么中东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仅表达作者个人观点，而不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