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叙利亚冲突的三种场景

2023年12月8日翻开了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它标志着二十年“合作与冲突”——特别是十年“阿拉伯之春”——的结束，并成为地区两极分离与冲突的时刻。安卡拉与特拉维夫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政治和媒体关注和重视的话题，其关注范围甚至超越了地区首都，并延伸至相关的国际决策机构。

观察人士正忙于探索这些关系的深度，以期判断未来的轨迹，并进行演练以构建未来情景。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要与两个拥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打交道，也是因为其中每个国家都拥有坚实的地区和国际安全网。此外，还因为叙利亚这个冲突与对抗之地，素来享有阿拉伯黎凡特地区“跳动心脏”的地位，并延伸至“大中东”的广泛地区。

出于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叙利亚问题，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已经偏离了原本宣称的合作道路，尽管其中充满了许多隐藏的疑虑和担忧，却走上了直接冲突的道路。我们不知道这场战争会如何结束，也不知道谁会获胜并在结果中占据上风。

但在我们进入情景构建的迷宫之前，让我们首先快速评估一下双方的利益和优先事项。

利益计算和冲突进程

削弱叙利亚符合以色列的深远利益（最高利益），这是将其分裂为宗派、教派和民族国家与实体的前奏，这也是“犹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的梦想——他们认为，以色列生存和巩固其对该地区霸权的条件，就是将其再现为“各教派和民族的酋长国”，而以色列犹太人将成为其中最大的少数民族，或者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的犹太性质”这一种族主义的“不可能的”理念，就将获得必要且“可能的”合法性。

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道路上，谁统治大马士革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弱小即可。近来，大马士革的统治者——无论其身份和“外壳”如何，都不再被要求扮演“边境卫士”的角色，因为以色列更新后的国家安全理论，已将这项任务委派给以色列军队及情报部门，并在远离边境和本土的“敌方领土”上执行。

而且，正如其领导人所说的那样，由于以色列已经有能力在邻国制造混乱，并且从邻国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有资格”以符合其利益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国家，再加上过去二十年来“骚扰”并“侵犯”叙利亚领空的想法已经得到实现，并且已经通过内塔尼亚胡与普京在2015年达成的谅解而“合法化”，因此，在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这种想法已经扩大到侵犯和占领叙利亚的更多土地，以及宣布将靠近大马士革海岸和叙利亚南部边境的大片地区划为安全区。

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工具之一，就是“少数派联盟”的想法——该联盟最近在叙利亚致命的次要身份“膨胀”之后重新兴起。其中包括利用库尔德这张筹码，并操纵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梦想，但其目标始终是分裂叙利亚和勒索土耳其。任何否认巴勒斯坦人命运自决权的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民族（库尔德人）命运自决权的坚定捍卫者。

另一方面，安卡拉担心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削弱土耳其在叙利亚及其邻国的地区地位与影响力，还将延伸至土耳其本土。一旦教派、宗派和民族的“精灵”从叙利亚的“监狱”中逃脱，那么它就将蔓延至土耳其的人口结构和地理环境内，即使不会立即产生影响，也将产生中长期的后果，而这可能将是土耳其自建立共和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最危险的挑战。

土耳其方面认为，自巴沙尔·阿萨德的统治结束以来，它在道义和伦理上就有义务确保整个叙利亚实现平稳、安全的过渡。因为深陷宗派混乱和国内冲突的叙利亚将成为土耳其的负担，而非资源。一个内部分裂的叙利亚不会成为土耳其领导层在不断扩大的阿拉伯-伊斯兰轴心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桥梁，尽管土耳其领导层认为它最有资格领导这一轴心。深陷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叙利亚将会成为吸收土耳其盈余能力的“污水池”，而无法成为土耳其在二十国集团（G20）站稳脚跟后，朝着世界前十俱乐部迈进的后盾和支撑。

土耳其对叙利亚在其地区战略中地位的考量和解读，与以色列的安全和战略意识不无关系。特拉维夫表示担心会出现“逊尼派之弧”作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替代。特拉维夫视什叶派新月地带为其战略威胁，并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及其后果的影响下，成功地拆解了什叶派新月地带中最突出的点节。

这是一条带有“兄弟会”色彩的弧线，并融合了两种对立的风格：一方面是保守的萨拉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在正义与发展党的经验中的“公民伊斯兰”。这是形式、成分和结果都难以预测的混合物。

根据以色列内部流传的最新“形势评估”，这条“弧线”可能会从土耳其展开，穿过叙利亚，途经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和黎巴嫩的“逊尼派”，并一直延伸至加沙和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被列入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议程，并在以色列与美国建立的战略联盟的优先事项中占据首要位置。

因此，我们正面临着安卡拉与特拉维夫在叙利亚境内和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局面。然而，只要加以冷静的思考，并远离激烈言辞和相互指责的喧嚣，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规范两国关系未来并决定其发展道路的将是以下三种场景之一。

场景一：“代理人战争”

似乎各国进入了一系列的移动、间接和通过代理人进行的战争；以色列似乎在持续支持反抗大马士革政权的反对派民兵，并为他们提供安全网络（安全区域、禁止叙利亚军队进入的区域、禁飞区、无防空系统的区域等等），而土耳其则像过去那样仍然支持对立一方，而过去在叙利亚西北部发生的叙利亚民主军与受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力量之间的战斗也可能会重演。

这一幕还可能会在包括叙利亚南部在内的其他地区重演（而且已经有迹象表明会是这样）——这也许会发生在“抵抗占领”的口号之下，以及在那些认同其目标和宗旨的人员的反对之下。

在我看来，土耳其要优先考虑建立一支新的叙利亚军队，并为其提供训练、武装和赞助。只有这样，土耳其才能依靠非国家行为者作为“辅助力量”，以与叙利亚新军队的核心部队开展联合或单独行动。这些部队首先为安卡拉提供了能力，其次也为大马士革提供了能力，以便在必要时实现行动切割，而这相当于复制该地区多个国家的类似经历。

并不能排除这种情况，而且还要求安卡拉和大马士革扩大在叙利亚领土上部署土耳其的部队和军事基地。目前已经对此达成了初步谅解，并且正在叙利亚中部地区（哈马、T4、巴尔米拉这三个机场）开展地面侦察工作。以色列通过火力向大马士革和安卡拉传递信息，强调这种事情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以色列正在努力使美国也无法接受这种情况。

场景二：“瓜分影响力”

这就像是两国要诉诸谈判和外交，以瓜分控制权和影响力，并在叙利亚地图上划出红、绿、黄三条线，以替代令人憎恶且高度危险的分治，并避免一场谁都不想看到的直接战争。

出现这一场景的可能，源自以色列和哈菲兹·阿萨德政权在黎巴嫩发生的事情——随着黎巴嫩爆发内战，叙利亚军队进入黎巴嫩以支持黎巴嫩军队和黎巴嫩阵线（1975-1976年），与此同时，大马士革“尊重”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红线，并停步于此处。

这样的场景需要重量级调解人——美国——的介入，因为它既是以色列的盟友，也是土耳其的朋友。这种场景不一定需要以达成协议的形式实现；相反，只要在美国的主持下达成谅解，双方就足以实现“共享”。此类谅解有时甚至比书面协议更加“有效”。

在这种场景下，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包括以色列从最近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内撤军，并可能恢复1974年达成的脱离接触协议，但条件会有所不同，并将对以色列更有利。首先，它将保留在山顶和流域的“制高点”；其次，它将考虑让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发生“安全威胁”时，能在与监控程序和“快速干预”相关的一切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像美国和以色列对去年11月27日在黎巴嫩达成的协议，以及随后达成的美以双边谅解备忘录中，对原始协议中难以介定的内容所作出规定那样。

如果安卡拉-华盛顿-特拉维夫沿线取得进展的前景持续下去，土耳其转向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调解人”的角色也并非不可能之事。这是土耳其外交官通常喜欢并且愿意在各个经历公开危机的国家中所承担的作用。在巴沙尔·阿萨德时代以及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不久，土耳其就曾经发挥过这种作用。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极不可能出现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和特拉维夫的谈判议程上。这并非以色列的选择，特别是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承认戈兰高地的主权属于以色列之后。

然而，这并不妨碍达成新的谅解或者恢复旧的协议，而且至少可以缓和叙以边境的气氛，并停止针对叙利亚人、他们的土地、人民和资源的公然攻击。

这可能是可预见的未来谈判的上限，同时表明大马士革可能需要“谈判本身”来解除其受到的国际孤立和制裁，并让叙利亚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承认其过渡进程和新政府的合法性。我们深知这一点，并且也在许多阿拉伯实践中经历过这一点。与以色列进行谈判，有时甚至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条途径。

场景三：爆发直接冲突

这是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且是由于“共享进程”的关闭造成的，其原因主要与控制决策过程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而这种意识形态目前正经历着对统治和霸权的狂热，与此同时，双方“代理人战争”的步伐将不断升级或者加剧。

这种情形将导致土耳其这样的大西洋强国与西方国家以及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陷入对立。这两个重量级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将不同于该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任何战争。

在可预见的未来，陷入这种场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此之前必须先完成其他的优先事项。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打击伊朗是其当务之急，并且优先于“潜在的土耳其威胁”。与此同时，土耳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与以色列及其西方联盟这样规模庞大的敌人开战。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意外的时代，这些意外超越了想象的限制，甚至在它们实际发生的几天之前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作为西方和北约的领导者，那个超级大国已经不再犹豫，并威胁要使用武力占领属于大西洋联盟成员国的领土：格陵兰岛（属于丹麦），或者寻求吞并邻国大陆（加拿大），或者夺取墨西哥湾及巴拿马运河。

我们可以通过列宁在一百多年前说过的话来总结这一点：“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的现实生活总是充满着新的和令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可能会影响叙利亚进程的现实场景，是第一种场景和第二种场景的结合，即“代理人战争”不断展开，并促使协议和解决方案的路径日趋成熟。那些常常被推向“深渊边缘”的国家，总会在最后一刻小心翼翼地退后一步或者两步，唯恐跌入这片黑暗。

在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案例中，这似乎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滑向深渊的情况仍然可能存在——已经有多少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它们既不寻求也不想看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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