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还在梦想实现“大以色列”计划吗？

内塔尼亚胡通常喜欢反复表明，他是支持其实现“新中东”计划（这是代指“大以色列”的软性术语）的“精神或隐藏”力量的代表，而且他向世界发出的“信息”取决于黎巴嫩战争前线的结果，对此，他充满信心，就好像是那股隐藏力量往他的口袋里塞进了一张“保障卡”，里面还附有这张“所谓的中东地区”的地图——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将之作为以色列流血伤口的“治愈膏”和“抚慰剂”，与此同时，其政治孵化器内更为理性和清醒的其他人员则认为，这只会是一种“乌托邦”般的存在。

自从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失败以来，除了在平民和难民营之间，以色列没有取得任何胜利。这一次，在经历持续15个多月的野蛮行径之后，它仍然被困于贾巴利亚大大小小的难民营以及距离黎巴嫩南部村庄几米之远的营地内，然而，它并没有停止厚颜无耻地谈论自己对“小以色列”的不满，并且声称自己正走在“新中东”的旗帜下以实现“更大版本的以色列”。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轻微的惩罚”比魔法更加痛苦，而这种现象在占领实体内部占据了主导地位，记者与评论员试图将这种煽动性言论变成一种虚构的现实，并使之在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血液中流淌——他们傲慢地宣称，“后真主党”阶段将成为特拉维夫重塑中东的切入点，以将其变成一个能够自愿或借助以色列的强硬手段来管理冲突利益的“和平地区”。

这种乐观的想法并不新鲜。在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奥斯陆协议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以色列专家都曾宣扬过类似的乐观前景，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西蒙·佩雷斯的著作——他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有关“新中东”的愿景，但以色列思想家埃弗拉伊姆·因巴尔在后来认为，西蒙·佩雷斯的预言不过是些“空话”。

这种以宗教论据和当地强权的傲慢自大为武器的自吹言论，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这种言论受到了压制，并被归为“以色列潜意识”，背景是该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逐渐温和的升温阶段，旨在为将以色列纳入该地区的正常国家做准备。直到“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正常化进程才停滞不前，一切都停滞不前，该项目也随着散落在被毁坏的加沙废墟之下的遇难者尸体而分崩离析。

然而，在2024年6月对加沙行动期间拍摄的一张关于一名以色列士兵的照片却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愤怒——这名士兵的制服上佩戴着“大以色列”的地图徽章，而这与西奥多·赫茨尔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发表的声明完全相同。

这张地图——正如这位以色列士兵佩戴的徽章所显示的那样——涵盖了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从麦地那到黎巴嫩之间的地区，还包括叙利亚和约旦全境。

这一次，激起阿拉伯人愤怒的可能不是该计划的存在，而是它在更广泛的社交媒体空间内的出现。在2024年初，以色列政治家阿维·利普金曾在一段录音中表示：“……最终，我们的边界将从黎巴嫩延伸至撒哈拉沙漠，然后从地中海延伸到幼发拉底河。”

他根据这种病态妄想说道：“那么，幼发拉底河的另一边都有谁？库尔德人！库尔德人是以色列的朋友。因此，我们身后有地中海，前面有库尔德人，黎巴嫩确实需要以色列的保护伞，然后我认为我们将占领麦加、麦地那和西奈山，并净化这些地方”。

这段视频并未在当时引发愤怒的反应，这或许是因为这场战争尚处于早期阶段，而人们对这个“不可战胜的国家”所经历的神话崩塌感到“欣喜”，并且对“加沙胜利”的印象还在不断加深，甚至认为可能孕育出一个不包含以色列的新中东。

然而，随着内塔尼亚胡在对真主党的战争初期取得战术上的成功（消灭了该党的大部分政治、安全和实地领导层），“大以色列/新中东”计划获得了更大的动力，并且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以色列的地区扩张有其宗教、历史依据和客观性，并继续在阿拉伯世界复制其民粹主义言论，将之作为动员、招募和恐吓工具，或作为政治反对派手中的工具，用以谴责那些被视为“容忍”该项目的阿拉伯政权，但在每一次的危机中，它都受到了以色列精英圈子的严厉考验，或者被置于那些关注中东地区未来的研究机构的首要议程上——这些研究机构从问题的根源和起源入手，例如确定赫茨尔的土地主张的科学程度等问题。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圣经》并不代表科学的历史来源，因此，回归以色列或者大以色列的叙事可以与辩论性的话语联系起来，而不是该地区的详细历史或当地的人口事实相关。

中东伙伴关系计划(MEPEI)负责人叶卡捷琳娜·马托伊教授对赫茨尔的言论及其建立扩张主义结构的基础进行了讨论，旨在检验他从中获得合法性的论据的有效性——这些论据能够令人信服或衡量它与作为历史和延迟的必然性项目之间的距离。

她质问道：如果这块土地是以色列的，那么它为什么要从现有的合法所有者手中购买呢？如果媒体所宣传的“荒地”论点或者赫茨尔所谓的“空置土地”的论点成立，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土地呢？

她在最后得出结论称：我们可以确认赫茨尔对这片土地的要求本身就不科学。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考虑建立独立犹太国家是有原因的，但该项目的地点和实施方式需要与当时的权力保证者——即前殖民国家德国和后来的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谈判。

即使赫茨尔所谓的自治和自我保护的目标得以实现，这种自我保护至今仍然严重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的军事援助，这意味着“大以色列或新中东”仍将是一项国际决定，而不仅是以色列本土的决定，但这却是一项不可能的决定，因为中东地区的各个大国都有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17年成立的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坚持认为，统一的耶路撒冷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其所谓的“锡安人”的民族认同感的基础。该研究所对“真主党”之后的“新中东”的设想嗤之以鼻，并用讽刺的语言说道：“相信单一事件可以改变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是天真的想法。即使是冷战的决定性结束和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定性胜利——两件对国际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东的当地或国际政治。”

该研究所认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并不利于和平共处。虽然追求中东更加和平是一项崇高的工程，但目前这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以色列必须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在未来许多年内，它都必须依靠武力维持生存”，报告总结道，“虽然紧张局势缓和的时期（例如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之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时期）肯定是可能出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会发生质的改变，例如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非暴力关系到武装冲突的转变可能很快就会发生，而以色列必须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目前尚无明显迹象表明以色列可能会放弃这一目标，或者放弃大以色列计划。然而，那些维护“大以色列”计划的论据当中出现的主要思想，即所谓的“新时代”，确实是需要思考的理由。

随着世界接近石油时代的终结，贸易路线在全球和地区这两个层面内都不断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大国需要进行新的范式转变，以便与新兴工业和商业大国进行和平竞争。

尽管以色列如其所声称的那样享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保护自身方面加大了力度，但外部支持的重要性可能仍是其地区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分析“大以色列”计划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永远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是否与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愿望相符——在这样的时期内，新时代下迅速增长的经济强国会相互竞争，而这也将使“大以色列/新中东”的想法成为一个与任何冷静理性思维相悖的神话，甚至沦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特拉维夫对地区对实施报复的倾向也在日益高涨，尽管如此，与之同时存在的是，一些以色列人对“新中东”的信念也在不断发酵，并且认为，从长远来看，“新中东”的确可能会形成，但其中却不会有以色列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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