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如何成为了西方文明的道德负担？

我在半岛电视台网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内疚情结和质量优越性：我们如何解释西方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支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希望以色列成为其文明项目的先锋。但在东方，这个国家却变成了文明的沉重负担。西方试图将其文明和价值观项目输出到阿拉伯地区，以便与该文明及其产物和谐相处，从而通过东方源头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结合来实现人类利益。

但事实却截然相反。以色列从西方计划的先锋队变成了一个不道德的实体，它分裂了东西双方，阻止了文明之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对人类有益，并能够加速人类的复兴。

伊斯兰文明有着古老的道德和认知传统，具有天生的接受、发展和建立新兴西方文明的意愿。伊斯兰文明在政治、经济和道德领域的价值理念最接近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

近来，伊斯兰文明为人类科学的积累及其向西方文明的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以色列的项目，现代西方文明将会发现这一计划本身就处在东方的怀抱当中，那里是成长和繁荣的温床。然而，以色列的宗教意识形态建立在仇恨和排斥的基础上，对其他事物和对一切新事物的敌意，造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敌对状态和心理障碍，并阻碍了文明之间的转移和融合。

但以色列是如何成为西方文明的道德负担的呢？

西方国家对犹太教信徒遭受迫害怀有罪恶感，因此试图支持这一实体，并为其提供所有的权力要素，而以色列却将其变成了一台盲目的压迫机器，犯下了各种罪行，直到在上一次加沙战争中，以色列的罪行已经发展到种族灭绝的阶段，并且对这些罪行漠不关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对任何种族灭绝行为都变得十分敏感，我们在上个世纪末的巴尔干战争中看到了西方世界反对种族灭绝的行为。然而，当谈到以色列时，西方的情况就变得不同——西方媒体开始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辩护，并将其视为应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行为。

这种辩护行为充其量不过是对这些做法的一种羞涩的否认——这类做法触动了西方文明的道德维度，并让东方文明对它产生了警惕，并且怀疑其做法和倾向充满怀疑——它试图描绘出尊重人权、妇女儿童权利以及维护贫困和弱势群体权利的光辉形象。

当西方文明产生了与权力的和平移交、民主以及通过选举产生领导和管理国家相关的政治科学时，这种文明支持一切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民主制度，并且收紧了针对所有极权主义、暴政制度的绞索。然而，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却截然不同。

西方文明非常清楚，该地区并不欢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都拒绝与其打交道，并拒绝接受其建立在侵占土地和压迫原住民巴勒斯坦人基础上的存在。因此，阿拉伯世界任何民主政治进程的结果，都会导致产生以色列国的敌对领导人。

因此，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内的专制政权视而不见，并且认为另一种选择是敌视以色列国的民主领导，从而使以色列成为了一个使用多种措施支持其“民主”的文明。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些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之春”浪潮期间对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尝试采取了敌对行动。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压力之下，他们对阿萨德政权犯下的所有屠杀罪行保持沉默。以色列认为，选择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共存的阿萨德政权的替代方案，将会是一个与之对抗的民主政权，因此，它对叙利亚政权的罪行视而不见，并切断了所有反对该政权的势力的补给路线。

以色列对西方文明造成的最大伤害和负担，莫过于作为西方文明领袖的美国，在以色列最近对加沙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给予以色列的无尽支持，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犯下了种族灭绝行为。

这种行为促使世界文明国家（西方除外）站出来反对这种公然的偏见。其中，南非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及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其中一些领导人呼吁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发射核弹。

美国不仅没有针对这场种族灭绝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反而还通过了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的法律。这项法律由美国众议院通过，并且是在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之后。基于此，美国开始致力于瓦解联合国在二战后为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而建立的国际法机构。

因此，西方文明出于对以色列的偏见，而从国际法的奠基者变成了寻求破坏国际法机构、危害世界安全与和平的文明，只为保护以色列及其种族灭绝领导人。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及其知识分子陷入了困境——这是一种让理性战胜充满迷信的极端宗教叙事的方式，但如今，西方文明正在放弃健全的理性以及基于利益和尊重人权的富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概念，以支持充满迷信、仇恨和傲慢的犹太宗教政治叙事。

当今的西方文明正在实践中经历一种明显的矛盾——它一方面为以色列国的极端宗教右翼提供支持，同时又在自己的国家内努力阻止任何宗教运动的兴起，因为这些运动会使西方文明倒退至中世纪。

带着这样的矛盾，西方文明让自身陷入分裂，并且在努力拆除它所建立的连贯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在采用它的地区建立进步和发达的国家。

为了支持以色列国，西方文明正在自我瓦解，并支持一切与其原则相悖的东西，但这是违背西方文明和人类发​​展方向的，西方文明被迫为了以色列而牺牲自我。

如今，以色列已经成为威胁西方文明信誉的道德负担，也成为威胁世界和平和社会安全的负担。该地区的极端主义团体正是西方文明矛盾的产物。这体现为内部运用与外部处理之间、西方的理论美好与阿拉伯地区糟糕现实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促使阿拉伯人民寻求救赎，支持其他试图替代西方文明计划的项目。因此，伊朗宗派主义计划应运而生，并点燃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战火，从而加剧了当地的不稳定局势。

这种矛盾也导致阿拉伯精英阶层怀疑西方文明的目的及其在该地区的适用性——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在其领土之外的应用中缺乏可信度，并且将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工具，或一种允许其渗透该地区的“特洛伊木马”，而当这些价值观与以色列的利益相冲突时，以色列就会否认这些价值观。

西方文明本可以避免试图将其文化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而是满足于享受其产生的人文科学知识，并继续通过这些科学脱颖而出。这比其带来的痛苦的危害要小，因为它如今已经失去了它想在其他人民心中塑造的光辉形象。

西方希望以色列成为其在东方宣扬其文明和价值观项目的先锋，但以色列却很快从西方文明的承载者转变为仇恨和敌意的温床，并挑起了文明之间的不安和怀疑，传播动乱和地区和世界的不稳定。

西方文明可以纠正这个历史错误，摆脱这个已经成为其沉重负担的实体，参与解决这场近百年来的危机，将权利归还给其原来的所有者，伸出双手为伊斯兰文明造福阿拉伯各国人民开辟道路，并为全人类的建设、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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