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对以色列占领的裁决让美国面临艰难抉择

7月19日,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加沙、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问题发布了一项咨询性裁决。针对该裁决的分析涉及很多内容,但仍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提出:国际法作出的这项提醒及其对以色列占领的立场,将如何在美国乃至更广泛的西方产生影响?
这项裁决的内容并不出乎意料——国际法在这一特定问题上相当明确,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然而,这是对国际法立场的重新确认:所有这些领土都处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占领是非法的;不应将这种状态正常化。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全球南方等更远之地,人们对这项裁决表达了极大的支持,而这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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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色列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更为讽刺的是,美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国际法院作出的回应——它们声称承认和尊重国际法院的权威,但又认为这种权威并不适用于它们自己和他们的盟友。
这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也不足为奇。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公开表示支持“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以及旨在支撑这些规则的国际法,但是当国际法违背其利益甚至试图绕过其机构时,它就会选择无视国际法。
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例。美国前总统、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在任期间支持建立该法院,但建立该法院的《罗马规约》却从未得到美国的批准。在过去几年内,美国民选官员既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又攻击该法院。例如,当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时,美国便支持其工作。但当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宣布他正寻求对以色列官员(以及哈马斯官员)发出逮捕令时,美国却完全拒绝这一想法——美国总统乔·拜登还称这是“无耻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随后表示,美国政府将与国会合作,并从根本上因为这些逮捕令而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美国将在未来不到100天内举行大选。共和党完全有可能获胜,而一旦共和党获胜,这不仅会带来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而且还会带来一个就在几周前还因为针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而要求司法部调查并起诉卡里姆·汗的美国副总统。这是令人震惊的前景,但JD·万斯对此非常重视,他与其他几位共和党参议员签署了一封信件 ,指责卡里姆·汗通过“攻击以色列官员”而支持“恐怖主义”,因此,美国司法部应该以违反美国法律为由对他进行调查。尽管这可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完整性造成损害,但仍然应当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美国并不承认、也从未承认过其权威的机构。这与至少受到美国承认的国际法院截然不同。
在有关国际法院的问题上,华盛顿特区最激烈的回应来自拜登政府之外的政治右翼势力。就像几名以色列政客一样,他们攻击该法院在今年6月19日出台的裁决是“反犹太主义的”,但是鉴于数十年来许多权利和法律组织已经对巴勒斯坦领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些反对意见似乎并不令人信服,尤其是鉴于欧洲的政治观点也广泛表达了对这项裁决的支持。其中包括《金融时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等欧洲权威思想。其中,博雷利尖锐地指出,“在这个世界上,鉴于国际法不断遭到违反,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以一致的方式重申我们对国际法院所有裁决的坚定承诺,而无论其涉及什么问题。”
但是在华盛顿,民主与共和两党至少达成了某种共识,即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必须立即撤出被占领土,这违反了解决巴以冲突的“既定框架”。这种共识是正确的,但可能并非朝着它所期待的方向——国际法本身所假设的框架与政治领导人所认为的前进方向截然不同。因此,真正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这种框架,而不是针对国际法和国际法院。
那么这一点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尽管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孤立、封闭的一部分,但世界却不会这样认为。在这个方面,一条有趣的评论来自英国当代最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之一,而英国或许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英国保守党上议院议员、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之孙尼古拉斯·索姆斯在7月25日的辩论中表示,“除了惯常的口头谴责之外,西方对这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我们的冷漠表明,以色列是规则中的一个例外。我们西方人现在正因这种冷漠而被暴露在危险下。”
“2022年9月,联合国独立委员会在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得出结论称,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因为以色列的占领是永久性的,而且以色列采取了从事实上和法律上吞并部分土地的行动’。该委员会表示,以色列的永久占领和吞并不能得不到解决,而且联合国大会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这项意见最终于在周五出炉。它指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是非法的行为。这项裁决受到欢迎,并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明确的和毫不含糊的,但它只是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正式化了。如果西方要保持任何控制力或者公信力来维护我们所有人都依赖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法治就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
索姆斯所指的是,以色列在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其他被占领土上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他针对西方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公信力所提出的观点颇有深度;因为事实上,无论大小,各国都依赖这一秩序。与此同时,只有当法治被认为对所有国家都有效时,这一秩序才具备有效性。否则,这些就不再是规则——而只是任意的工具,国际社会也将普遍认为如此。这不仅意味着世界将视美国为虚伪之国——而且更关键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它来说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而这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当前的范围。
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发展微不足道或者并不重要,但是这种看法非常短视。无论白宫是由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把持,美国仍将寻求参与世界事务。尽管特朗普大肆吹嘘将会重返“美国孤立主义”,但如果他重返白宫,他参与世界事务的意愿仍将是惊人的。毕竟,他的座右铭并不是“只顾美国”,而是“美国优先”。事实上,即使美国真的想退出世界舞台,它也根本做不到——新冠疫情这类国际卫生问题、气候变化以及许多其他危机并不在意国家边界。在中东地区,共和党领导下的美国将会继续参与其中,而只是方式所有不同。在非洲、亚洲和欧洲也同样如此。
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美国要继续参与其边界以外的世界事务,它就必须建立联盟,并至少依赖一些多边机构。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的确被人们视为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与潜在的合作伙伴相比,美国在多边主义和联盟建设领域内又将拥有多少政治资本?如果国际秩序由于国际法律机构的弱化而开始慢慢崩溃,如果多边体系由于自由贸易而变得越来越脆弱,那么替代方案又会是什么?回归“适者生存”吗?但在21世纪,技术可以让几乎每一次危机都很快成为现实。
正如索姆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抛开选择性的盲目,承认并按照法治行事,不畏惧也不偏袒——无论这有多么困难。或者我们可以继续坚定地盲目行事。但如果我们选择后者,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正在抛弃来之不易的秩序,而当其他世界行为者取代它时,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我们也不能对随之产生的后果感到意外。”
这难道会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更有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