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和加沙战争：重拾民族解放的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记得的是当时南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言论。1974年5月1日，在第二世界盟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以及1973年10月战争石油禁运后新兴的石油输出国金融力量）的支持下，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富裕的第一世界国家（西方）的抗议，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两份历史文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
这一倡议背后的理论很简单：全球经济体系所依据的规则是不公正的，发展取决于贫穷国家的联盟来改变这些规则。
该宣言宣称，现有的经济秩序是由“外国和殖民统治、占领、歧视、种族隔离和新殖民主义”定义的。这是“发展中国家全面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因此，发展需要建立基于主权、公平和国际合作的新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全面重新制定全球经济规则，规定各国控制其自然资源的权利，结束关键技术获取的集中化，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确保充足的全球流动性，减轻日益沉重的主权债务负担，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管理全球金融体系的民主机构，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向贫穷国家提供优惠待遇。
这些运动是南方国家从民族独立时期继承下来的自由主义能量的表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与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同，当时阿拉伯政府和知识分子是这些运动的核心。阿拉伯政府渴望对其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享有完全的主权，1973年石油禁运后，石油价格上涨，阿拉伯知识分子与南方国家的同行们共同撰写了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
1990年/1991年苏联解体，历史时刻变成了单极霸权：美国。
全球经济确实发生了转变，但并未以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市场自由化以牺牲寻求增长的国家的经济为代价，跨国公司变得更加强大，同时建立了新的贸易协定和公司法院来保护它们，债务负担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持续特征和多边金融使用的工具组织和支配它们的西方列强对负债国家施加控制。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垄断被写入国际协议，新自由主义或者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所谓结构调整计划成为必须遵循的政策，富裕国家及其企业的狭隘利益在全球经济规则中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在这个时代和之前的时代，南方国家已经耗尽了他们从民族独立时期继承下来的解放能量。埃及/萨达特时代（1970年至1981年）很早就离开了南方国家，寻求进入拥有该地区99%扑克牌的美国的轨道，而印度国大党逐渐受到侵蚀，直到印度人民党继承它，使印度在极端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世俗民主的遗产之间分裂。至于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在中叶不结盟运动建立的世纪末（1956年）之前就倒台了（1998年）。幸运的是，南非加入了解放的遗产，在1990年至1993年间摆脱了种族隔离。
一些南方国家在巴勒斯坦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只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即全球南方的重新崛起实际上可能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构成威胁。
全球南方脱节后
因此，全球南方的概念已经变得如此脱节，以至于不再可能谈论单一集团的存在。诚然，南方团结的支持者早已意识到他们的运动包含巨大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多样性，甚至矛盾。但也存在一些明确的共识点以及一系列连贯的不满和要求，而这些不满和要求往往被西方忽视。
这些不满和要求通常由南方政府通过不同的运动、政策和决定来表达，其本质基于以下两点：
- 1、我们的国际体系中存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剥夺了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权能，蔑视他们，阻碍了他们实现发展的努力。
- 2、对于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冷战后时代由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只不过是虚伪的，而西方对其规则的联系充其量只是间接的。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尤其是以色列）有一条规则，而对于其他所有人则有另一条规则。
至少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可以粗略地定义为“那些认为现有的全球秩序及其规则是无稽之谈的国家”，它们越来越多地表达了对世界秩序核心虚伪的不满。印度和南非最近带头努力放宽知识产权限制并促进全球获得新冠病毒疫苗等基本药物。
在联合国，非洲国家一直处于运动的最前沿，旨在将全球税收政策从富裕国家俱乐部手中夺走，并结束已从其经济中流失数十亿美元的系统性逃税行为。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南方集团为取消债务、优惠融资和放宽借贷条件而斗争，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继续定期举行会议，重申其对建设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的承诺。
加沙战争与南方国家的回归
根据这种看法，一些南方国家对于巴勒斯坦战争的立场只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即全球南方的重新崛起实际上可能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构成威胁。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少数没有直接谴责哈马斯袭击事件的拉丁美洲领导人都是外交政策中具有严格反西方或反美倾向的国家的领导人。
但必须强调的是，南方国家在加沙战争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的这一立场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中俄这两个与西方竞争的两极结盟。全球南方认识到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也不乏虚伪。因此，正如我在半岛电视台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控制他与国际体系力量关系的逻辑是基于对冲，并且是基于“寻求地缘政治交易”。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国家希望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条件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和任何其他国家打交道。它们正在寻求地缘政治交易，但同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西方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俄罗斯提供的只不过是雇佣军，而中国似乎正在遵循西方通过债务实现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历史模式。
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持续不断的巴勒斯坦战争和恢复霸权的追求中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对文化中心和地缘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全球趋势的某种破坏，而正是这些因素创造了必须管理国际体系的标准。特别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大国在那场战争中的作用似乎相对有限，并且没有像非洲其他地区那样起到制衡作用。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观察，即我们的思维需要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国际体系中多极的存在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历史并不支持这一点。至少欧洲历史上最多极化的时刻之一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协调。这是关于大国合作保护现状，反对法国当时代表的民主革命。
我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一些南方国家在巴勒斯坦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否为未来围绕南方问题的动员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因为这是在许多北方发达国家发生的抗议运动的更广泛背景下发生的，这实际上是为了寻求人类共同的集体意义，而不是为了某些方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方面的个人意义。这些运动与一些南方国家一起，试图重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所依据的规则的人类共同意义，而这些规则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浪费了。
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认为的那样，认识到全球南方国家要求的合法性及其日益增长的实力所提供的机会，并不意味着盲目支持每个南方政党采取的每一项行动。诚然，一些南半球国家的政府与北半球国家的政府一样，奉行与发展、和平、民主或人权不一致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但这些基本目标更有可能在提供真正发展机会的国际体系中蓬勃发展。
换句话说，对巴勒斯坦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立场能否为实现推迟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提供机会，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一个更加公正、繁荣、和平的世界？
本文所表达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