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灵魂之争：为什么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要比我们认为的更大？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写道：“为什么乌克兰和加沙比他们认为的要大？”他试图为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两场最为重要的冲突提供解释。但这种解释就像是在复杂而碎片化的时代里任何全面而综合的解释一样，受到了还原论和简单化的困扰。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两点：
- 第一，这是我们理解冷战后世界的一种方式。
- 第二：它已经被泄露给我们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决策者和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因此，它被用来动员政治、思想和媒体立场，从而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最终它还是一种不符合大众利益的认知，并让我们想起一句话：“把没有人民的土地交给没有土地的人民”。它认为世界就是一片虚空，其中并不存在多元的民族——他们具有不同的愿望和利益，具有驱动他们实现这些愿望的不同价值观。
一位伊朗事务专家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伊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除非受到直接打击，否则，伊朗不会动员其部队”。
弗里德曼表示，“有很多方法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场冲突，但我对此的概述是，乌克兰想要加入西方，以色列想要加入阿拉伯的东方，俄罗斯正在伊朗的帮助下试图阻止第一场冲突，而伊朗和哈马斯则在努力阻止第二次冲突。”
他将这种说法置于更为广阔的战略背景之下，并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他还表示，“它反映了两个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构成的相互对立的网络之间，围绕将主导冷战后的世界（以柏林的陷落为标志）的价值观和利益而展开的大规模地缘政治斗争。”
弗里德曼接着谈到了中东地区以及那里正在发生的冲突，用他的话来说，这是“致力于维护封闭的独裁政权的抵抗网络（用过去来埋葬未来），与试图建立更加开放、互联和多元的制度的包容网络（用未来埋葬过去）之间的冲突”，他继续说道，“无论是谁赢得了这两个网络之间的冲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后冷战时代的普遍特征。”
美国当然是这种包容网络中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在这两个网络之间的立场也至关重要，因此不要忘记确定其作用，而他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是延伸于两个网络之间的，此外还有很多后来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他们的心——通常还有他们的钱包，往往与抵抗者同在，但他们的头脑又往往与包容主义者同在。”
但是抵抗网络和包容网络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前者是基于抵抗阵线的战斗和团结，并且基于对以色列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意。
而包容网络的重点是“将全球和区域市场——而不是战场——整合在一起，包括商业会议、新闻机构、精英阶层、对冲基金、技术孵化器和主要的贸易路线。
他补充道，“它超越了传统的边界，并创建了一个在经济与技术上相互依存的网络，并且有能力重新定义权力结构并为地区稳定创造新的模式。”
为什么加沙战争如此重要？
这是弗里德曼向我们呈现的场景及其背后的网络、关系和利益，但是让我们融入一些其他的问题以完善这种场景的复杂性及构造：
第一
纳米比亚发表声明，支持南非在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起的种族灭绝案，其中包括对德国实施干预以保卫以色列的决定的严厉批评。
许多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公然虚伪——它们谴责对乌克兰的非法占领，同时又继续大力支持以色列，而无视加沙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并且被占西岸的定居者暴力事件也在不断增加。
南非提出了种族灭绝案件，而美国本能地予以反对。这一立场降低了后者在非洲人之间的可信度，并粉碎了美国主张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观念。
人权观察表示，它记录了以色列围困加沙地带期间利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的罪行。该非政府组织在其年度全球报告中强调了各国政府对“以色列在加沙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保持沉默的“双重标准”。
第二
所谓的“亚伯拉罕”关系正常化协议将以色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间谍软件出口国之一，与越来越多地滥用网络武器和监视技术的国家聚集在一起。
这种对网络安全的联合进军可能会导致新一轮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基于技术的跨国镇压。
其中一些国家多年来一直是以色列网络公司NSO集团的客户，并且一直在使用其“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来侵入其国内或在流亡中的记者、活动人士及政治对手的电与和页面。
与对巴勒斯坦实施军事占领的以色列实现正常化，致力于通过将秘密军事和情报合作渠道正规化而扩大该地区的独裁控制。
第三
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在最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调查对象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近8000名阿拉伯人，其中92%的受访者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全体阿拉伯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有近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发动的袭击是“合法的抵抗行动”，或者是“存在一些错误的合法抵抗行动”。
有89%的受访者拒绝承认以色列，这也是该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历史上出现的最高比例。只有13%的受访阿拉伯人表示相信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仍然是可能的。
这三个问题意味着什么？
第一：互相对立的简单二元论中的结构与复杂性
阿拉伯舆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所谓的抵抗轴心的所有立场——正如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所出现的那样，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该地区人民对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正如包容阵线在其部分政策中所体现的那样——缺乏对基本价值观的秉持，正如巴勒斯坦的立场那样。
一位伊朗事务专家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伊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除非受到直接打击，否则，伊朗不会动员其部队”，他还继续说道，“重要的是不要夸大伊朗在该地区的地位，或是它对抵抗战线的投资。”
抵抗轴心的凝聚力及其区域作用不仅仅来自伊朗的指令，而是通过对美国和以色列殖民主义的共同仇恨而彼此联系在一起，而且正如阿拉伯世界的调查数据所示，这种仇恨一直延伸到了阿拉伯舆论的层面。
这种共同的仇恨并不意味着认可伊朗及其盟友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政策，而胡塞武装因支持巴勒斯坦人而在红海阻止相关航运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也门战争中的立场会得到支持。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内。尽管政治领导人倾向于通过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两大阵营）的视角来看待当今世界——他们要么支持西方，要么反对西方；要么支持民主，要么反对民主；要么支持自由世界，要么反对自由世界；要么支持抵抗阵营，要么支持包容阵营……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各地的人们反而更喜欢具有选择性的安排——他们以及他们的政府可以基于面前的问题而切实选择其合作伙伴。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你可以在不同的问题上选择与你合拍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制定一组清单以明确对一方或另一方的忠诚。
如果政治行动是在对立的二元框架下进行的，那么它就不会有效。因为基于这种框架的观点是：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在反对我们。
第二：两个网络之间的冲突——尽管存在重叠和共同利益——究竟是价值观冲突，还是基于利益上的分歧？
这两个网络的本质不都是建立在专制之上的吗？整合的市场导致了分配不善以及收入、财富和机会上的不平等，即使是最近达成的正常化协议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大型企业联盟的基础上的，并且是以牺牲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普通公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世界各地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能够创造性地、有力地将他们的个人关切（有时是当地事务）与巴勒斯坦事业联系起来。西方的一名示威者在被问及为何外出时回答称：“我们出来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恢复我们自己的人性。”
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球南方甚至是西方，舆论越来越认为这场冲突是长达数十年的占领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像弗里德曼所谓的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回应。
南非律师团队的构成说明了一切：它是多种族的，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有爱尔兰人、英国人和南非人。该团队中没有正式的巴勒斯坦人代表，也没有阿拉伯人。然而，在听证会结束的一天后，在45个国家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其中并不包括任何阿拉伯国家。
这是对未来世界可能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渴望或探寻吗？或许吧。
巴勒斯坦问题正在重新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像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那样。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无论是人民还是政府——对此的贡献最小。争取巴勒斯坦权利的斗争，与该地区各国争取民主和公平分配财富、收入和机会的内部斗争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加强。
阿拉伯民众的立场是，巴勒斯坦人正在为这些政权剥夺其人民的自由和在他们中间散布压迫而付出代价，此外，他们还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疲惫而付出代价。
弗里德曼等人并不理解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仍然是他们的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这相当于是他们在国内、地区和世界上对尊严的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兴起孤立了以色列和美国，并且增加了全球对定居者殖民主义、占领和种族隔离的批评。
这些思想正在获得新的关注，此外还有原住民权利、种族平等、环境与分配正义等等。这一切之中的重点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西方或东方，也不再是抵抗或包容，而是不同地理区域之间根据利益而决定的势力分布，以及基于对不同问题的立场分歧而产生的分化，即所谓的“极化碎片”。
第三：寻找世界的灵魂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建立和强化了一系列的国际机构。现在，国际秩序已经陷入混乱且破碎不堪，但是随着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的爆发，现在已经相当明显的是，美国政府正在放弃这些国际机构所代表的规则和价值观。
全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创造了两个新的轴心：第一个轴心包括许多国家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并且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第二个轴心所包括的国家和非国家力量则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某种性别、种族或者特定宗教信徒的固有权利，并且具有排他性。
弗里德曼在上个月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询问美国国务卿：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生命是否不如犹太人的生命有价值？对此，布林肯激动地回答道：“不，我认为对我来说，对于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每天在加沙看到的事情是令人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无辜的男女老少所承受的痛苦，这一切都让我心碎。”但问题是：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布林肯理应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国际社会需要建立人道主义的全球行动传统，必须在言语和行动上认识到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而且无论在任何地方，杀害平民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弗里德曼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表示：“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自1978年我成为记者以来帮助实现世界稳定的三大支柱——在北约等多边机构的帮助下致力于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强大的美国，稳定发展以支持全球经济的中国，以及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基本稳定的边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的十年内，这三大支柱都因高级参与者作出的重大选择而有所动摇。”
而我认为，除非这个世界能够召回其基于让所有人都拥有尊严的精神，并且不会将任何人排除在外，否则，它就无法实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