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百年历史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崩溃的？

在所有战争中，以色列都没有完全依赖美国，就好像它是一小块殖民地，正如现在的情况一样。这是吉迪恩·利维在以色列《国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这是从加沙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最危险的事情。

所有证据都证实了利维发现的这个事实。为了对一个被围困的小地区发动战争，以色列从美国处获得了超过5.3万吨弹药。为了能够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它几乎在所有论坛上获得了美国的政治甚至法律掩护。

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改变以色列当前的现实——它比60年前更不安全了。力量是一种不稳定的化合物，而其中一点点的变化就足以破坏非常强大的实体的稳定。

内塔尼亚胡在为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辩护时，重复了很多的废话，而只提到了很少的事实。但他所提到的事实之一，是美国对其军事需求的回应来得太晚。当我们通过吉迪恩·利维的视角来解读这句无稽之谈时，它就上升到了真理的地步，即以色列会在孤独时感到恐惧或者无能。甚至是军事物资运送方面的一些延迟，也成为了促使其停止北部边境战争的原因之一，而它将这场战争称为事关存亡的战争。

早在60年前，埃及的武装部队最高副统帅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在谈到“六月战争”时就写道：“战争一爆发，以色列就获胜了。”以色列一参战就取得了胜利，而从长远来看，它的胜利将改变地理格局和政治属性。

它会独自袭击其他国家，独立且很少征求许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才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生存叙事的一部分。即使是在1947/1948年分治决议前后，它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入侵也是按照其政治意愿和“妥拉”幻想而进行的。

英国的委任统治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政治和军事冲突，特别是在英国于1939年宣布名为“白皮书”的政治路线图之后。面对英国的政治路线图，后来成为以色列开国元首的本·古里安宣称：“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战争根本不存在一样；我们将参与战争，就像白皮书并不存在一样。”

在1967年“六月战争”的第4天，以色列实现独立的愿望甚至让它走到了在地中海的国际水域攻击美国军舰“自由”号的地步。

在以色列发动的空中和海上联合袭击中，共有34名美国水兵丧生，约171人受伤。此次袭击的动机仍然不明且可疑，而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商定一致的叙事——“技术错误”——似乎也难以令人信服。幸存者和受伤者都被禁止对所发生的事情发表任何声明。

当记者兼纪录片制片人詹姆斯·班福德在世纪之交回忆起这起事件时，他强调以色列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让目击者远离犯罪现场。正如班福德所说的那样，这项罪行就是杀害数百名埃及囚犯并将他们的尸体抛在阿里什附近的沙滩上。

正如利维指出的那样，那个能够决定战争与犯罪，并且有能力对美国和英国发起军事行动的以色列，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一个极度依赖美国的实体，并将其生存的希望放在一个距离遥远的大国手中。

让我们回顾最初的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拉伯人正处于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缺乏统一的阿拉伯实体，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隐形人或者是无名之辈。1915年，当英国旅行家马克·赛克斯站在英国政府面前向其讲述中东地区的巨大真空时，他信心十足地在地图上画下了一条从阿卡通往基尔库克的线路。当时才三十多岁的赛克斯表示，在欧洲的战争结束之前，必须填补这个真空。

英国看到了这种政治真空，而犹太复国主义则声称这里出现了人口真空。在电影《这就是1935年的土地》中，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涌向这片“曾经肥沃而现已被遗弃并沦为废墟”的土地——正如这部电影的副标题所示的那样。

然后就是回到这片废墟、这片真空的场景。首先出现的是一头孤独的骆驼，它后面跟着一个面貌不清的阿拉伯人，他的面容被小心地隐藏起来而无法被看清。然后出现的画面是几头骆驼在没有放牧人的情况下进入了沙漠。正如以色列的叙事那样，这些是自公元60年犹太人离开这里以来，该地区普遍存在的生活情况。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面临的挑战不过是沙漠和废墟。没有人在等待他们，这些土地也没有主人。这部影片继续向其西方受众展示了一幅非常敏感且令人心酸的画面：一位以色列农民因劳累和疲惫而倒下，他的身体渐渐消失在土壤中，而吸收了他的血肉的土壤终于长出了绿芽。

犹太复国主义的鲜血让沙漠绽放了鲜花。西方的想象——无论是其民间还是其政治界——仍在以上世纪初的犹太复国主义无声电影的镜头来看待犹太复国主义的开端：一片没有人民的土地。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然后出现了一群不知从何而来的阿拉伯人，并自称为巴勒斯坦人。

围墙正对以色列收紧，不仅是从外部，而且还是从内部——民主逐渐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激进的犹太主义，未来似乎将沦为恐惧和谴责的祭品。

以色列人坚持这种说法并将其植入了他们的教育体系中。那些宣称对犹太复国主义怀有敌意的犹太人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即他们一直相信巴勒斯坦是一片空地，上面并不存在被称为巴勒斯坦人的人类实体。

巴勒斯坦人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更晚的时期，才被后殖民主义左翼分子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以色列儿童从学校里学到，他们必须与阿拉伯人保持距离。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只能是体力劳动者，不应同他一起建造桥梁或是同他交谈。他所拥有的不值一提，他的脑子里满是妄想。他基本上是个无名之辈，或者只是骆驼和仙人掌的视觉映像。

近日，“网飞”公司公布了一部名为《玛利亚》的新电影，影片讲述了圣母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的故事。玛利亚和约瑟这两个角色被分配给了两位来自以色列的年轻明星。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每一场冲突中，西方文化机构都蓄意从文化上支持以色列，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证实了这种观点。

在1967年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诺贝尔文学奖被颁发给了一位名叫阿格农的以色列裔狂热作家。评审团认为阿格农的作品值得赞扬，因为它“代表了以色列向我们这个时代发出的信息”。在阿格农获奖7个月后，“六月战争”的侵略爆发了，而这也是以色列向我们这个时代发出的另一个信息，正如加桑·卡纳法​​尼在其著作《论犹太复国主义文学》中所记叙的那样。

约瑟和玛利亚将通过两位以色列人来向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苦难、圣洁与胜利。已经有来自多个国家的活动人士呼吁抵制这部电影，根据他们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抵制宣言，这部电影并不尊重巴勒斯坦妇女的痛苦和挣扎，而玛利亚就是这样一名妇女。玛利亚是巴勒斯坦人吗？这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吗？

关于玛利亚身份的争议，促使《犹太汇报》最著名的作家杰克·阿布拉莫维奇撰写了一份长篇论证，并在其中指出，巴勒斯坦人是后来才发明的概念，而耶稣从出生到死亡都一直是犹太人。

至于他与犹太人关于《圣经》解释的争议，则发生在犹太教内部而非外部的文化争论下。基督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是由愤怒的犹太知识分子、公元70年之后的犹太人、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创造的，正如阿布拉莫维奇辩称的那样，在耶稣被处决之前，罗马人在十字架上写下了以下文字：“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国王”。因此，根据阿布拉莫维奇的说法，拿撒勒人耶稣不仅在出生时就是犹太人，而且直到死亡时也是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受到了严重的暴露，并被高墙所包围，为了保卫自己，它将摧毁一切，其中也包括作为宗教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并未考虑世界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可能性，而只是将他们藏在仙人掌后面，或是让他们追赶沙漠中的骆驼。为了让他们回到那片并不存在的无人之地，犹太复国主义向他们投下了超过5.3万吨的“美国”炸药。

以色列的民主能否遏制巴勒斯坦的困境？既然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建立一个包含两个民族的国家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然而事实上，以色列版本的民主似乎比该国“妥拉”版的圣经问题更大。

正如“妥拉”中的暴力可以从道德上理解一样，根据西方世俗主义的掩盖，以色列的民主有权成为例外，即它只需要拥有最低限度的民主，而这似乎是合法且能够被理解的。

犹太裔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著作《路口》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援引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话而提供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答案：其中一部分认为犹太的民主只能在犹太社会内部维持自由主义，而不能同时容纳两个民族；另一部分则认为鉴于犹太人在历史上的遭遇，犹太的民主必须有所例外，因此，它有权排除阿拉伯民族的参与。

那么，出路是什么呢？大规模的种族隔离？那么要如何应对频繁发生的爆炸？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时，看到的似乎并不仅仅是骆驼和仙人掌。

随着围墙的收紧，犹太复国主义似乎显得极为紧张。内塔尼亚胡向其人民发表讲话并试图安抚他们，声称以色列军队“在贝鲁特让大地震动”。贝鲁特的大地的确震动了，但事实却没有发生改变，其核心是以色列已经无法再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产叙事。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打击就像天雷一样击中了以色列。

以色列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个纯洁的国度，声称它的军队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这是基于《摩西五经》的制度。一些沉重的事物在短时间内落到以色列人肩上，而围墙不仅从外部收紧，还从内部收拢。

以色列著名思想家伊兰·帕佩预测，以色列国(State of Israel)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新形式的国家，他称之为“犹太国”(State of Judaism)。激进的犹太教已经成功地将以色列左翼赶下了舞台，现在还在瓦解以色列的民主。

“犹太国”将由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这样的人物领导，其基本制度中没有任何尊重和平的内容。因为它将完全依赖美国，就好像它是西方的堡垒一样，它将走上一条疲惫不堪的守卫堡垒之路。在一个世纪之前，那里只有骆驼和仙人掌，而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创建者需要克服的挑战。但似乎仙人掌的背后还隐藏着森林。

根据以色列的说法，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鲜血让沙漠绽放了鲜花。但在仙人掌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整个民族，如今，七百万巴勒斯坦人面临着被囚禁在高墙之后的困境。

以色列及其盟友正在将棘手的问题留给未来，其中包括它与真主党的问题——真主党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这场灾难却未能消灭它。该地区的冲突将在未来十年内采用新的形式，而以色列似乎没有任何能够摆脱这种历史困境的策略——除了散布恐惧和四处谴责之外，它甚至指责梵蒂冈教皇是反犹主义者，正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网站上所说的那样：东欧公民“在用母乳喂养反犹主义”。

灾难继续袭击以色列，而这一次来自梵蒂冈。梵蒂冈教皇方济各在其将于明年一月出版的、题为《希望》的书中指出，“根据一些专家的说法，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种族灭绝的特征。”该书被泄露的段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教皇的话对以色列声誉造成的损害比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更大。这些事件剥下了以色列的道德外皮，甚至让它失去了因犹太人民在过去遭遇的悲剧而特别享有的历史支持。

围墙正在收紧，以色列的宣传除了将中东分为恶人（占多数）和好人（“亚伯拉罕主义者”）之外别无他法。内塔尼亚胡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舞台，以宣扬通过“亚伯拉罕协议”而实现和平。以色列的拉比在阿联酋遇害，特拉维夫马卡比的球迷在荷兰被殴打，这些并非巧合。

以亚伯拉罕主义的方式消除中东困境是很危险的，就像声称第一批犹太移民在“那片土地上”除了沙漠和骆驼之外什么也没看到一样危险。这会成为生活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七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中唯一的骆驼，而散居国外的人亦是如此。为了遏制历史困境，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囚禁在高墙之后，而西方世界只会说，以色列囚禁数百万阿拉伯人的事实并不符合种族隔离的标准。

但是，当梵蒂冈教皇、国际刑事法院及其身后的整个全球南方都相继指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犯下了纯粹的邪恶时，是否还有可能在不追究责任的情况下继续重复这些无稽之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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