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的信誉岌岌可危

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生效后，人们明显地希望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不受惩罚的时代即将结束。

22年后，由于国际刑事法院无视要求迅速对加沙大规模暴行肇事者的呼吁，其国际合法性仍悬而未决。5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以及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尽管以色列持续实施种族灭绝暴力，导致加沙地区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破坏程度不断加深，但国际刑事法院仍未做出决定。

建立永久性国际法庭起诉战争罪的想法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法律界，但从未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约7500万至8000万人死亡，此后提出了几种“正义”概念。

1943年，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元首在德黑兰会议上商讨战争战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建议至少消灭50000名德国指挥人员。据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回答道，应该处决49000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主张审判战犯，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

最终，盟军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军事法庭，分别起诉了24名德国和28名日本军事和文职领导人。但这本质上是胜利者的正义，因为没有任何盟军领导人或军事指挥官因其战争罪行而被起诉。最终，这些法庭可以说是审判发动侵略战争和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人的象征性尝试。

此后几十年，国际社会并未做出任何努力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例如，那些屠杀反抗殖民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人民的凶手从未受到审判。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安理会设立了两个特设法庭，以起诉1991-1995年和1998-1999年前南斯拉夫战争以及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期间犯下的罪行，国际正义的概念因此得以复兴。虽然这些法庭发挥了作用，但一些人质疑它们的效力、财务成本和独立性，因为它们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安理会设立的。

在这里，胜利者的正义观念再次笼罩在南斯拉夫法庭的头上，因为它没有调查、更不用说起诉1999年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看似非法的轰炸的北约官员。

至于卢旺达法庭，该法庭并未调查西方列强在种族灭绝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未能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阻止或防止种族灭绝。

在此背景下，1998年签署并于2002年生效的《罗马规约》让人们燃起希望，那些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将受到新法庭的起诉，无论他们在冲突中站在哪一方。

2018年，侵略罪被纳入该法院的管辖范围，侵略罪被定义为策划、准备、发起或执行侵略行为，其性质、严重性和规模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但不久之后，人们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厚望就落空了。《罗马规约》的几个签署国正式宣布不再打算成为缔约国，从而取消了其义务。其中包括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中国和印度等其他大国甚至没有签署该规约。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后的头20年里，该院起诉的46名嫌疑人全部为非洲人，其中包括现任国家元首，这也无助于提升该院的可信度。

这一模式首次在2022年6月被打破，当时法院起诉了三名来自南奥塞梯分离地区的亲俄官员，他们被指控在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犯下战争罪。一年后，即2023年3月，法院做出了轰动性的举动，在首席检察官汗提出逮捕令仅29天后，就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从本质上讲，这一决定相当令人费解。尽管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战火肆虐，平民目标遭到袭击，但逮捕令仍是针对普京涉嫌“非法驱逐人口（儿童）和非法将人口（儿童）从乌克兰占领区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个人刑事责任”而发出的。

另一方面，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任主席的逮捕令可能表明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及其愿意根据证据采取行动的意愿。但鉴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公开的心理战，一些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进一步证明了其西方支持者的影响力。

如果法庭能够根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压倒性证据，证明其裁决是真实的，人们的这种看法可能会有所缓和。

2018年，巴勒斯坦国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一份诉状，“要求该法院根据其临时管辖权，调查巴勒斯坦国领土所有地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该法院管辖范围内发生的犯罪”。法院花了五年时间，于2023年3月决定可以启动“对巴勒斯坦国局势的调查”。

2023年11月，南非和其他五个签署国再次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申诉，随后首席检察官汗确认，2023年启动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并延伸到自2023年10月7日发生袭击以来敌对行动和暴力的升级”。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对加沙战争罪行负有个人责任，但汗花了至少七个月的时间才向法院预审分庭建议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他还对三名哈马斯领导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其中两人随后被以色列暗杀。

可以说，逮捕内塔尼亚胡需要时间和勇气，因为内塔尼亚胡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臭名昭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支持，摩萨德专门从事海外暗杀。今年5月，英国报纸《卫报》披露，汗的前任法图·本苏达曾受到当时摩萨德负责人、“内塔尼亚胡当时最亲密的盟友”尤西·科恩的“一系列秘密会议”威胁。

科恩试图迫使本苏达“放弃战争罪调查”，并“据称告诉她：‘你应该帮助我们，让我们照顾你。你也不想卷入可能危及你或你家人安全的事情。’”

如果本苏达仅仅因为调查当前种族灭绝战争前犯下的战争罪行指控而受到威胁和勒索，那么人们就能够想象汗所面临或担心的压力和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

现在他已尽职尽责，是否签发逮捕令则由预审分庭的三名现任法官决定。他们是否面临与本苏达相同的威胁尚不得而知，但他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立即签发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的信誉也将岌岌可危。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的证据如此明显和大量，以至于如果他们逃避责任，他们将敲响国际刑事法院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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