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美国再次成为可疑分子

过去80天来,以色列在美国政府的全力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下,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发动战争。以色列军队已经杀害了超过21000人,实施了被法律学者视为相当于种族灭绝的罪行,并犯下了其他无数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然而,美国和世界各地日益高涨的道德愤怒,却在遭遇危险的诽谤运动——这类运动将种族主义武器化,以压制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在伊斯兰恐惧症和反巴勒斯坦主义的推动之下,极端主义言论助长了针对具有巴勒斯坦、阿拉伯和穆斯林身份的美国公民权利的前所未有的侵犯,甚至滋生了针对这类社区成员的致命暴力。
但是,这种偏执镇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相反,它们直接威胁到作为美国民主基础的基本道德和公民价值观。
诽谤与政治迫害
在过去的两个半月内,我们目睹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公开谴责信、官员辞职信,以及其他旨在呼吁停火、为巴勒斯坦人争取平等权利以及追究战争罪行责任的抗议行动。
但是这种动员却遭到了抵制——这些抵制者试图将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和针对以色列种族灭绝行动的任何批评,归类为“反犹太主义”和对暴力或恐怖主义的支持。
虽然这类策略并不新鲜,但是这场运动的规模和范围已经扩大到类似于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它残酷地针对具有巴勒斯坦、阿拉伯和穆斯林身份的美国人,以及任何反对美国资助以色列的暴力和种族隔离政策的盟友。
自今年10月以来,已有数千人成为这场粗暴的诽谤运动中的受害者。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内,学生活动人士受到了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他们的学生团体被禁止,并在互联网上遭到人肉搜索,他们的照片和名字被贴在带有虚假的诽谤性标题的广告牌上,并且失去了工作机会。
其他反对种族灭绝的人被迫保持沉默,并面临威胁——他们在网络上和街头遭遇恐吓和骚扰,并且承受了包括失业在内的经济影响。
但是这种迫害并不仅限于私营部门和网络空间;它还延伸到了权力的殿堂。
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证人们”谎称在美国注册的慈善机构——包括我所领导的慈善机构美国穆斯林声援巴勒斯坦行动组织(AMP)和美国巴勒斯坦正义行动组织(AJP Action),正在向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提供支持”。
这些虚假指控甚至扩大到这些组织呼吁“对以色列进行种族灭绝”的荒谬说法。
而那些公开反对以色列暴行或者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巴勒斯坦倡导日”期间与选民会面的国会议员,也在这场听证会上遭到点名和羞辱。
这些恶意的“证词”试图通过散布谎言和推动基于持续数十年的反巴勒斯坦、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偏见的伊斯兰恐惧症,来使我们的政治贡献和声音在美国的权力殿堂中变得有毒。
抵抗媒体中的诽谤和错误信息是一回事,而在美国国会受到虚假指控的攻击又是另一回事,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后者更加令人不安。这些包含虚假和偏执的主张的证词被允许通过,这表明我们的公共机构在保护美国人的异议权方面处于完全失败的状态,而我们的税款还被用来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动。
伊斯兰恐惧症与暴力
这些诽谤性的镇压策略会产生危险的后果。它们会助长仇恨并煽动人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根据纽约州国土安全和紧急服务部门提供的数据,自加沙战争开始以来,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增长了417%。
巴勒斯坦法律协会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等民权组织也报告称,在过去两个月内发生的反巴勒斯坦和反穆斯林袭击,以及歧视事件的投诉数量上升至空前的水平。与上一年相比,这类事件的投诉量增幅超过了200%,而且这很可能是被低估的数据。
不仅存在言语上的攻击和骚扰,还发生了致命的人身暴力。在今年10月14日,一名6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儿童瓦迪亚·法尤姆被一名高喊“你们穆斯林必须去死”的男子用军刀捅了26刀致死,他的母亲也被刺了十几刀,但最终幸免于难。
在11月25日,3名巴勒斯坦学生因讲阿拉伯语并佩戴头巾而遭到枪杀。这3人均受枪伤,其中一人胸部以下已经瘫痪。
在11月11日,我们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内文·阿耶什在车内遭到枪击,而且她的住宅也被人闯入。
除了煽动针对具有巴勒斯坦、阿拉伯和穆斯林身份的美国人的暴力和恐吓之外,这项诽谤运动还复活了“911”事件之后充满怀疑、大规模监视和集体受害的氛围。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揭露历届美国总统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双重标准及其反穆斯林政策——从观察名单、诱捕计划,再到登记与禁令。
我们已经证明,数百万纳税人的资金被浪费在针对我们社区并给我们社区带来严重创伤的计划和举措之上,但是在“改善国家安全”方面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们努力确保任何社区都不会受到过度的监管和监视——无论他们长什么样子,也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当亲以色列的团体对我们的社区发动诽谤战争,以混淆和分散公众对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罪行的注意力时,我们就有可能失去迈向具有包容性的、反种族主义的民主的进程,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诽谤和谎言战胜了真相。
这就是我们呼吁媒体、政治人士和进步领导人对那些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言论保持警惕的原因,这些言论将我们的社区想象成中东国家政府或者政治团体的延伸,并将我们描述为天生可疑之人,从而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下。
应对这类诽谤运动共有三条重要途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和其他地方在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其他种族主义和刑事定罪的问题上存在悠久的历史。
其次,我们必须保护个人为巴勒斯坦权利大声疾呼的权利,并抵制强行将巴勒斯坦问题从言论自由中去除的企图。
第三,我们必须回应我们那些支持和平的犹太盟友,呼吁不要将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与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我们针对反犹太主义的共同斗争绝不能被武器化,以助长伊斯兰恐惧症和审查巴勒斯坦正义的声音。这个问题必须成为任何反种族主义议程和进步议程的紧迫核心内容,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让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受到侵害。
历史告诉我们,这类镇压、诽谤和偏执攻击的运动,可能是以攻击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等少数群体作为开端,但它们绝不会止步于此。这些努力将为镇压一切政治异见创造社会和法律模板。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谋杀“他人”并将其种族化的行为变得正当的时代,在这个真相被遗失在煽动战争的宣传之中的时代,我们——美国穆斯林以及所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声音——必须共同行动起来,以构筑一道堡垒并阻止那些企图重现历史黑暗时代的尝试。
我们是否有能力维护巴勒斯坦人抗议种族灭绝的权利,以及维护道德人士声援他们的权利,这是一场对我们为所有人争取正义、平等权利和自由的承诺的根本考验。而我们绝不能在这些价值观上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