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无法促进中东和平？
以色列对加沙的野蛮侵略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种侵略在传达野蛮和残忍的含义时，又通过支持这场侵略的媒体来将这种野蛮和残忍的性质强加在那些被袭击的人员身上，而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学校和医院内避难的儿童和妇女。人类正恐惧地站在这些破坏、杀戮、流离失所、驱逐和饥饿面前，他们感到无法理解。他们想知道：这一切是否属于自卫的合法范畴，或者是说发生的这些事情并不受道德和调查的控制？
我们的目标是跳出这些血腥的日常细节，并思考哪些事件带来的重大意义能向我们揭示当前全球秩序的本质——在这样的秩序下，国与国是被迫而不是自愿组织起来的。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在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灭绝战争面前出现的软弱、羞辱和无能的表现，相反，我们关心的是存在于这场种族灭绝背后的力量。众所周知的是，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主要是在美国的庇护下进行的。
美国已经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却执意为以色列的野蛮侵略提供军事、道义和物质支持，而这种侵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惩罚全体巴勒斯坦人，以满足其复仇的欲望。
美国以支持战略盟友作为借口，以证明它参与针对加沙人民的令人发指的侵略是正当行为。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正在发生的事情——针对整个民族的生存手段的系统性破坏——是实现了它的地缘战略利益，还是反而损害了这种利益？我们认为，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需要遏制军事局势并拉拢冲突各方，因为这场冲突的影响会波及整个阿拉伯地区，从而使美国担心它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将会受到损害，而这不仅会损害它的地缘战略利益，还会损害其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
现实状况是，美国实际上对其战略利益视而不见，而让其对此视而不见的是它所陷入的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在历史上一直要求帝国扩张，目的是通过武力来征服其他国家并迫使它们投降。在20世纪，美国能够用武力征服德国和日本，并迫使它们的军队投降。美国军事思维相信，只有加沙的完全投降才能确保消除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志。这就是帝国主义词典中对“胜利”的定义。否则，这将是一次挫伤帝国主义自尊心的失败——其自我伟大感已经膨胀到了认为自己能够决定谁应该活下来、谁应该被消灭的程度。
一切都表明，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所谓的“帝国过度扩张”阶段，也就是大国缺乏必要手段以实现其扩张目标的阶段。
美国已经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却执意为以色列的野蛮侵略提供军事、道义和物质支持，而这种侵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惩罚全体巴勒斯坦人，以满足其复仇的欲望。在过去至少20年内，美国一直在寻求赢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以使之成为它在遏制中国影响力方面的战略伙伴。有许多迹象使观察人士相信，事情正在走向稳定，特别是与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冲突相关的迹象——美国决策者认为这场冲突的强度正在减弱。
美国徒劳地试图掩盖正在发生的、针对加沙人民的大屠杀的真相，并徒劳地试图宣扬其“遏制冲突”的想法——这种想法是要包围加沙人民并允许以色列在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其工作，因此，加沙受到系统性毁灭的画面为美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冲突战线。无论战争的结果及其影响如何，美国都将被迫与公众舆论展开斗争，这不仅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它能够解决实地上的冲突，但却很难解决情绪和感情层面的斗争。
只要仔细观察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街头发生的示威活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示威者内心的愤怒、怨恨、不公正和羞辱感，都为施加武力和管理冲突的美国模式添加了仇恨言论。我们并不认为美国能够轻易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在侵略加沙问题上的立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破坏它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文明联盟的想法。如今，无论是谁仔细聆听来自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声音，都会发现它们剥夺了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关于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可信度。就像我们——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的人民，或者整个全球南方的人民——都感到美国已经达到了不受法律、原则或者价值观控制的极端傲慢。
詹姆斯·佩特拉斯与莫里斯·莫利撰写了一本书，题为《帝国还是共和国？美国的全球实力与国内衰落》。该书指出，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成功，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下降，以及美国霸权形式的日益发展来衡量的，尤其是在拉美的精英阶层之中——他们往往以实用现实主义为借口，而毫不掩饰地拥抱自由贸易和区域一体化、债务偿还等项目，尽管他们此前曾否认这一切。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内，实用现实主义的话语开始盖过所有批评美国文化和经济霸权模式的话语。数字媒体所导致的公共空间的碎片化，缩小了意识形态膨胀的舞台，并在新文化的框架下赋予了金钱、商业和利益的话语权力，而文化和宗教身份之间的界限则几乎被抹去。然而，对加沙的侵略激发了人们的意识，并提出与处于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的命运相关的新问题。
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足以缩小阿拉伯世界不同文化与思想的人员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尽管这些人员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但他们似乎都在质疑美国的帝国主义模式。不仅如此，加沙发生的事情还将美国内部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遵循美帝国主义的逻辑，另一部分则 对此表示抗议，而这也是共和国逻辑的胜利。这种分裂让我们想起美国社会因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分裂，而它也将从国内使美国筋疲力尽，并从外部增加其负担，从而将不可避免地服务于新兴大国的利益，并加强这些大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
美国能够做得比现在更好吗？它能采取比现在更好的立场吗？无论如何，答案是我们很难想象还有比它现在所采取的立场更为糟糕的情况了。这种立场在扩张和施加武力的逻辑上走得太远，从而将阻碍所有的未来举措，并且将不可逆转地剥夺美国作为该地区和平支持者的地位。
和平还有希望吗？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还有前景吗？在当前战争肆虐的背景下，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这一前景，但是道义责任又要求我们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使该地区免遭进一步的破坏、摧残和生命损失。部分解决方案在于切断以色列的宗教观念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的关联。因为两者的结合预示着一个黑暗的未来，除了发动信仰之战以外已经无路可走。我们听到以色列政府中的宗教极端分子向西方国家发表讲话称，针对加沙的战争是一场保护西方自由文明秩序的战争，而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如果继续捏造事实，我们就会被蒙住双眼并被带往深渊，走向基于教条僵化的宗教战争，并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殖民主义话语注入新的活力。
如果西方能在美国的领导下与自身和谐相处，那么它们就会努力寻求方法，以摆脱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冲突僵局。它们也许会批准一项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协议，以给武装人员一个休息的机会，让他们承认消灭对方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为他们展现一种以保证所有人的体面生活的方式来共享空间的前景，同时尊重对方的宗教隐私及圣地。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西方已经陷入了明显的矛盾之中——西方一方面宣扬基于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公民价值观，另一方面又盲目与基于宗教基础和种族歧视的国家进行结盟。基于此，西方已经证明它无法践行它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宣扬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