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利医院爆炸事件：以色列暴行后按其惯例行事

10月17日星期二晚上，加沙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通常被称为浸信会医院）遭到袭击，造成至少5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和妇女。

从目击者的描述和新闻网络播放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大屠杀场面之惨烈可想而知。

图片显示，身体部位散落在医院各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在走廊里进行紧急手术。医院内的视频显示，巴勒斯坦父母在死去的孩子身边尖叫和哭泣。

巴勒斯坦官员将爆炸归咎于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加沙投下的众多炸弹之一。

与此同时，以色列不出所料地声称，一枚失火的巴勒斯坦火箭造成了医院大屠杀。

以色列对医院爆炸事件（国际法规定的战争罪）的反应与其通常在暴行后惯例一致。

惯例是这样的：以色列犯下了人权暴行，立即否认与之有任何关系，并表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巴勒斯坦人犯下了罪行，然后就等着看是否有人能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最终查明以色列确实犯下了暴行，它会默默地承担责任，但到那时，世界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就在去年，以色列谋杀了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兼半岛电视台资深人士希琳·阿布·阿克莱 后，就进行了同样的例程。

2022年5月谋杀案发生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立即指责巴勒斯坦人“毫无根据地指责以色列”。贝内特当时说道：“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当时胡乱开枪的武装巴勒斯坦人很可能对记者的不幸死亡负有责任。” 时任国防部长本尼·甘茨自信地表示，“（以色列）没有向记者开枪”，并且以色列军队“看到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肆意射击的镜头”。

然而，在2022年晚些时候，多项独立调查毫无疑问地证明阿布·阿克莱是被以色列炮火杀死的，以色列政府才最终承认“极有可能”是以色列的子弹杀死了这名穿着明显标记的记者背心和头盔的记者。

然而，以色列最初的否认得到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使人们对以色列在这起谋杀案中的罪责产生了重大怀疑。

2003年，以色列谋杀了23岁的美国学生雷切尔·科里也遵循了同样的套路。科里在试图阻止非法拆除巴勒斯坦房屋时被以色列推土机压死。在杀死科里后，以色列军方立即表示这是科里本人造成的不幸事故。

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期间，12岁的巴勒斯坦男孩穆罕默德·杜拉躲在父亲贾迈勒·杜拉身后哭泣，最终被以色列狙击手射杀，这一画面令整个阿拉伯世界动容。

穆罕默德被以色列军队谋杀的过程被视频清楚地记录下来。但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以色列按照惯例试图推卸责任。

孩子被谋杀后，以色列官员立即声称“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更有可能是（杀死杜拉的枪声）的根源”。

这些年来，同样的场景一遍又一遍地上演。以色列一再犯下暴行，否认责任，只有当相反的证据变得太令人信服并且世界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以色列才收回其毫无根据的否认。

事实证明，这一行动对以色列有利，因为它为以色列赢得了在公众舆论场上的宝贵时间。由于以色列的声音主导了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一暴行后的惯例操作帮助以色列创造了一种有争议的媒体叙事，并引发了对其罪行和过激行为的明确证据的怀疑。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媒体对阿赫利医院爆炸案的报道和叙述是可以预见的。

已有大量学术研究表明，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同情以色列，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淡化其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的行为。

在当前危机的前十天里，西方媒体的表现正如预料的那样。这些媒体宣扬以色列观点，压制巴勒斯坦声音，并反复谈论“以色列自卫”和“巴勒斯坦侵略”。

医院爆炸事件发生前几天，英国广播公司BBC多次报道称哈马斯在公共建筑（包括学校和医院）下有隧道。不需要太多解释，西方媒体机构这种不加批判地重复以色列的宣传是如何帮助以色列有效地执行其欺骗性的暴行后例行公事的。

当尘埃落定后，独立调查将不可避免地表明以色列对阿赫利医院爆炸案负有责任，而以色列已经轰炸了加沙的住宅楼、清真寺、银行和大学，并杀害了数千名加沙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750名儿童。

而当尘埃落定后，西方媒体可能不会像对待以色列的否认那样过多地揭露以色列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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