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的技巧以及基辛格对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理解
亨利·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而现在，距离他的100周岁生日只有5个月的时间。基辛格似乎至今还没有失去进行专注、战略思考和解决难题的能力，而这也是他有别于同时代的外交政策理论家和实践者，甚至是后来出现的统治者与官僚人士之处。
外界对基辛格的看法相去甚远——有人认为他是天才，他在剥离感情和人道主义或道德层面的情况下真实地看待一些事件，并且强烈捍卫这种“基辛格现实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则怨恨他忽视了死亡、破坏与毁灭，而这也是“基辛格现实主义”经常导致的后果。
已故英国思想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曾称亨利·基辛格为“记忆力绝佳的惊世骗子”。在基辛格参与或促成其发生或者终止的许多历史事件中，这种判断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当基辛格谈到他所认识或者接近的领导人物时，情况就出现了不同——他与他们之间的谈话不仅仅是数小时或者数天的时间，而是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持续数周甚至数年。
基辛格对当代国际政治中重量级领导人的稀缺深感不安。他的最新著作《领导力：对全球战略的六项研究》就是基于此而出版的，他在这本书中介绍了他与6位国际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他们的解读，即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法国的戴高乐、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认为，这些人物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辛格担心，能让这些领导人表现突出的特定形势或已不复存在。
基辛格表示，“我们认为萨达特很愚蠢，他无法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还补充称，“正是个性和环境的结合创造了历史，于我而言，在这六位领袖的鼎盛时期见到他们，是何其幸运的事情。”
基辛格在这本书中指出，内容涉及的6位领导人都并非出身于社会精英阶层，而是来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这样的背景让他们有能力理解国内公民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些领导人主要是根据成绩而从教育机构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都接受了纪律严明、要求严格的教育，从而使他们在心理、智力和文化上做好了今后在政治世界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准备。
基辛格认为，人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伟大的领袖，他还认为，杰出领袖的缺席正是引发人类动荡和危机的原因所在。他还担心文明会因此而受到威胁。伟大的领导人必须弥合本国舆论与妥协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妥协是国际外交不可分割的内容。他们必须清楚地看待这个世界，了解什么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而且他们必须能够说服他们的同胞，以接受那些往往会令人失望的结果。
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正是基辛格经常相处、谈及并写到的领导人之一。基辛格认为，1967年的战争塑造了萨达特的政治思想，并让他早早意识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中依靠苏联来支持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是毫无希望的。基辛格认为，萨达特在与以色列的历史冲突中的行动，打破了阿拉伯集体的思维定势。
在1973年战争后举行的谈判期间，基辛格试图维护犹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在当时，以色列领导人认为基辛格在美国决策圈中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而萨达特则相信，基辛格的犹太人身份可以促使以色列接受重大的让步。
基辛格与这位埃及前总统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谈判，最终成功地促使萨达特接受了这项最初让他犹豫不决的解决方案。这一成功促使马丁·英迪克（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前几届美国政府内负责和平进程的官员）称基辛格为“谋略大师”，而他的一本重要著作也以此为题，讲述了基辛格在1973年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对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谈判的管理。
事实上，基辛格成功达成了3项协议：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两项，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达成了一项。英迪克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埃及总统萨达特提出的一项倡议，基辛格认为它非常严肃，但华盛顿直到很晚才注意到这一点。萨达特于1973年2月派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带着这项和平倡议前往华盛顿。
基辛格会见了伊斯梅尔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但他没有严肃地回应这个问题，也没有急于作出回应，尽管伊斯梅尔希望得到回复。
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了这一想法，然后又与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艾萨克·佩雷斯讨论了此事，而后者淡化了这项倡议的重要性并拒绝了它，果尔达·梅厄亦是如此——她破坏了这项倡议并要求大家“忘了它吧”。
基辛格承诺在原定于1973年12月举行的以色列大选后恢复主动权，但萨达特却于同年10月加入了战争。
在此之前，埃及总统萨达特于1972年7月18日决定将2万名苏联专家驱逐出埃及，从而震惊了全世界，而美国的反应足以证明这项措施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基辛格在当时表示，“如果萨达特在从埃及驱逐苏联 专家之前打电话给华盛顿，那么他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但是他却免费给我们提供了这项伟大的工作。”
然而，书中指出，萨达特此举主要基于不同的考量——他认为摆脱苏联专家将使之摆脱苏联在未来批准任何军事行动的负担。
基辛格表示，“我们认为萨达特很愚蠢，他无法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还补充称，“正是个性和环境的结合创造了历史，于我而言，在这六位领袖的鼎盛时期见到他们，是何其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