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如何利用沟通来构建其外交体系?

美国前总统(右起):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 (通讯社)

沟通与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沟通,国家就无法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因此,对外交的新定义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它是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一项有组织的沟通进程。

外交工作中的沟通就好比人体内部流动的血液,而当沟通停止时,外交也就宣告死亡了,届时,暴力将会成为处理国家之间冲突的唯一途径。独立国家之间的所有谈判过程都是基于沟通的——国家间相互发送消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以发现各方在谈判进程中的目标以及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外交沟通

外交沟通学的发展为分析国家发出的信息中含有的意义和迹象,以及理解领导人的行为和话语中包含的信号开辟了新的视野。各国努力发展其代表的语言技能,使他们了解词语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如何在表达中使用它们以实现国家的目标。

外交语言是如何发展的?

外交语言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形式,即在使用词句时对其政治和语言意义有着非常敏锐的认知,并将根据其社会和文化意义来理解词句,并避免使用可能导致误解的词语。因此,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始终需要培养语言意识,以选择恰当的词句和构建外交话语。

因此,外交官、国家领导人和代表最重要的资格之一,就是能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其他各方都可以清楚理解的语言。外交语言以文化之间的沟通为基础,同时会努力降低误解的可能性。

肢体动作、手势等非语言沟通,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也是外交语言最重要的基础和工具之一,它具有多种意义和内涵,其中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进行解读并引为基础。有时候,一个动作可能有助于建立两国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一个运作也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关系的断绝。

如何在外交中利用“建设性模糊”?

尽管政治信号需要明确,但是外交官员和国家领导人有时仍会发出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进行解读的模糊信号,这就是亨利·基辛格提出的“建设性模糊”的概念。

这意味着使用允许冲突各方以不同方式解读其语言和符号,并为多种选择开辟道路,就像尼克松访华期间发生的那样,而在此之前,基辛格曾在1973年就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发出了模糊的信号。

此后,这项原则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除美国希望采取明确政策的少数情况以外。建设性模糊允许强势的一方将其解释强加给弱势的一方,就像以色列在奥斯陆和谈期间及之后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那样。这些协议大多模糊不清,而且其文本内容“明确”规定将解释权留给谈判者。因此,这场会谈持续了20年的时间,却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此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因为奥斯陆的文本只是谈到了“实现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的愿望”,而没有规定要让它将成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对此,还有另一个明显的案例,那就是卡拉登勋爵的所作所为——他在1967年阿拉伯国家战败后起草了一份模糊的停火协议,并在其英文版协议文本中提到“从战后被占领的土地上撤出”,以色列人便坚持这项文本;而在其法语版本的文本中则规定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出,阿拉伯人便坚持这项文本。此外,这项协议的部分内容还规定恢复“战前的边界”,但却没有对这些边界进行具体说明,因此,对这项决定的解释至今仍然存在争议。联合国在这场冲突中的代表卡拉登勋爵后来表示,他没有想到以色列会因为战争而回到之前的边界,以色列需要能够满足其安全需要的安全边界,因此,这项决议就是为了这种倾向而制定的。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模糊却并不是积极的,而且可能导致失去改善关系的机会——信息可能会被错误地解读,尤其是在国家之间爆发的冲突中。萨达姆·侯赛因将美国大使的话语理解为美国不会干涉他对科威特的入侵,而这个案例充分暴露了信息模糊的严重性,以及外交沟通中清晰的重要性。

美国杂志《外交政策》报道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格拉斯皮之间的著名会晤,并指出这位大使向伊拉克总统明确表示,她对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边界争端没有任何意见,从而引起了大量的指责,认为正是这位大使的话引发了这场入侵。

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以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反对力量动员解救科威特这个海湾小国之后,格拉斯皮于1991年3月出现在华盛顿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面前接受问询。参议院想审查格拉斯皮是否向伊拉克政府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从而鼓励其入侵邻国科威特。

格拉斯皮坚称,根据当时媒体报道的会议纪要,她曾多次就袭击科威特的后果对伊拉克总统发出警告,但是使用的是外交语言。根据《世界报》的报道,前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詹姆斯·艾金斯也作出了解释——他对此事发表评论称,“在外交语言中,你不能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直接发出警告,例如,你不可能这样说:‘总统先生,如果你真的考虑入侵科威特,那么我们将愤怒应对,你的国家将被摧毁,你的宫殿也将被倾覆’。”他还补充称,“我和任何其他外交官员都不会说这样的话。”

大多数外交沟通学方面的研究人员认为,“模糊”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但是在少数情况下,当其目标是为多种选择开辟道路时,它也可能是正面的。

外交沟通和技术影响

通信手段和媒体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外交工作和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而这项发展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传递信息的速度、信息的公开性、处理舆论,并推动人们向其政府施压以采取某些选择。因此,外交沟通的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据报道,当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1840年收到第一封电报时,他惊呼:“天哪,这就是外交的终结。”

当然,他指的是传统的、秘密的外交——由职业外交官在这种外交方式中为国家之间缔结协议并建立外交关系。

但自帕麦斯顿说出这样的话以来,外交沟通的发展便超出了职业外交官的想象——他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并且需要他们发展新的模式与职能。电视频道和互联网为各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快速交换信息、传递信息和信号。

随着电子外交、数字外交、网络外交等全新概念的出现,社交媒体也给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员带来了新的挑战。

直接面向公众

这些发展导致了外交沟通目标的发展,并使其能够直接接触到公众,而不再局限于政府,此外,这场沟通革命还降低了外交工作的保密性,因此,现代外交事实上已经具有了沟通性和话语性的色彩,并且会在其中使用一些符号来影响公众,而不仅仅是针对政府,但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以及外交新理论的发展和外交知识的产生。

外交沟通和冲突管理

同样,外交沟通也成为了管理国家间冲突的基础,即使是在敌对和战争时期,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必须保持畅通,以创造互谅和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因为可以通过外交沟通渠道向对方发出信号。

但各国在外交沟通中使用了哪些方法?

研究人员开始重点关注外交沟通的手段,以及如何将其作为分析这种沟通产生的结果,以及各国实现其目标的程度的方法。

想要取得积极成果的国家必须寻求使用适当的手段,因此,必须分析每种手段的特点及其目标受众,以确保信息能够顺利传递,尤其是在冲突时期。

外交沟通媒介运用理论

外交沟通媒介运用理论开始得到发展,并对这些手段进行分析,以确定它们在传递信息方面的影响和效率。外交沟通是一个发生在国家之间的独特的沟通过程,国与国之间通过这种沟通交换了一定质量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解读。

而外交沟通负责人则要根据其想要达到的目标来选择合适的媒介,因此,在外交沟通中选择媒介的过程,也是构建与国家和人民建立关系的战略规划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而这种选择事关分析国家间外交沟通的能力,以及发现其在表达国家对全球危机的立场方面的效率,此外还有构想为这些危机发展解决方案做出贡献或是发挥调解作用的能力。

有鉴于此,外交沟通学可以发展到包含许多领域在内,例如外交话语分析、信息构建及其起草模式和语言,还有传递这类信息的媒介。

外交沟通与媒体外交之间的关系

外交沟通学的发展,关系到许多新理论的构建,例如在沟通和发展学科间关系的领域内。其中,媒体外交正是外交沟通学的发展及其与政治沟通学、跨文化交流的关系发展所产生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这些科学构成了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基础,并为建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新的方法。

重构全球现实

这些科学可以为重建全球现实和为解决冲突开辟新的视野做出贡献。民众需要一种新型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为了施加控制和实现殖民目标而传播的,而是可以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以实现伟大目标奠定基础,例如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实现全面独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交换利益。

有鉴于此,外交沟通可以在新规则下构建国际关系未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外交沟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建立在说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强制和胁迫。

后殖民时代

外交沟通学的发展源于对21世纪挑战的理解,而这需要基于人民之间知识交流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在消除贫困和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等重要问题上形成全球舆论。

通信革命有助于提高我们发展外交沟通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发展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切入点,以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心理形象,从而拒绝殖民时代给各国人民塑造的负面刻板印象,因为这些刻板印象仍然是仇恨、歧视、种族主义的基础。

对于贫穷国家,我们可以努力发展外交沟通学及其相关科学,并利用它来构建基于合作的新的民族关系,旨在反抗西方的殖民主义、剥削和附庸。

为了建立这些关系,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沟通和媒体渠道,为我们的人民建立新的心理形象。

外交沟通有助于建立一门新的科学,从而使贫穷国家的人民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阿拉伯的各大高校是否在发展这门科学的过程中发挥了任何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