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问题:基辛格与黑暗艺术的教训

美国政治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路透社)

外交曾得到许多方式的刻画,其中大多数都是可取的,并被智慧、礼貌、机智和优雅等充满美德的词汇进行衡量,但是其中一些形容词却受到了一小部分人或受托人的做法的影响,或者受到他们的主导,或者被其风格或评价模式所影响。关于好与坏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本文也无法尽数。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看看一项综合了外交所有矛盾特征的实验——包括其积极面和消极面在内,那么,我们再找不到比亨利·基辛格更适合坐在这个宝座之上的人了。这并非因为此人的特殊立场与西方政治精英所青睐的判断格格不入——首当其冲的便是华盛顿的第一外交机构。事实上,基辛格在其工作中采用的外交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成功和失败,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再被接受,如今的美国外交正在竭尽全力地摆脱一些难以辩白的“越界”行为和“血腥”行为。

基辛格正在接近其第二个世纪——他在今年5月底庆祝了99岁的生日。据其回忆录记载,他于1923年5月27日,在德国菲尔特来到了这个世界。他的父母于1938年移民至美国,当时他只有14岁。而现在,他已经非常年迈,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要提醒大家注意,他仍与大家同在,并且他具备完全清醒的意识、充分的精力和记忆与创作的能力,尽管华盛顿在被他血腥的现实主义所累后,似乎已经不太重视他,甚至于想要在他满一百周岁之前,抹去他此前在其工作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因为他将美国总统乔·拜登为从阿富汗撤军提供的理由,视为拜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范式的彻底决裂,即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而这种传统范式始于伍德罗·威尔逊,并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小布什的上台而达到顶峰。

老现实主义政治家基辛格却对6位国家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包括康拉德·阿登纳、查尔斯·戴高乐、理查德·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李光耀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并将其研究结果发表在一本名为《领导力》的新书中,并以“对国际战略的6项研究”作为副标题,对这本著作的内容进行了解释。

在冷战结束时对美国霸权的普遍看法——也是基辛格及其理论家们的头等大事,在于美国必须通过制裁来强加其经济实力,而不反对使用武力以逼迫其他国家采取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并以支持人权为名,鼓吹拥抱西方的价值观,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便试图将美国外交政策与道德原则联系起来,以突出这一点,而这正好发生在越南战争灾难性的军事和道德惨败,以及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事件,给美国带来的软弱时刻。

根据自由国际主义的新保守派的说法,小布什通过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试图入侵索马里以及认真考虑占领苏丹,而使这种失败偏离了目标。从概念和实践方面来看,与此相对的是国际法规则和禁止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尽管基辛格的传记中充满了介于理智和恶毒、聪明与狐狸,以及黑暗猎手之类的绰号,但却没有任何形容词,能比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对他的描述更为准确的了——后者称基辛格为“记忆力绝佳的惊世骗子”。

这两种描述——骗子和记忆力绝佳的惊世之人,在我们看来都属于天赋,而且在许多人眼中都是如此,但是安德鲁·安东尼却在2022年6月21日发行的《卫报》期刊中写道,无论前一种描述(骗子)如何,但是99岁高龄的基辛格似乎有意证实希钦斯对他的第二种描述的真实性(记忆力绝佳的惊世之人),因此,他有意识地记录一部现实的美国外交史,它建立了自身的荣耀,书写了一切,甚至是人工智能,并翻开了世界主要首都政治历史的新篇章,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领导人的特质。他走遍了全世界的各大洲,并访遍了其中所有的大都市,并以其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来证实其某位领导人的功劳和领导魅力。

安德鲁·安东尼表示,虽然进入这个高龄段的许多人都在努力记住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位老现实主义政治家基辛格却对6位国家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包括康拉德·阿登纳、查尔斯·戴高乐、理查德·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李光耀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并将其研究结果发表在一本名为《领导力》的新书中,并以“对国际战略的6项研究”作为副标题,对这本著作的内容进行了解释。

在这本书中,地缘政治大师基辛格更关心这些领导人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而非他们在国内的行为,例如,他并不是很关心他们是否对议会撒谎、是否违反法律或者迫害人民。在孟加拉国发生叛乱期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便反对美国政府让巴基斯坦人避免暴力的要求,在当时,坚持他的现实主义,是一项痛苦且不道德的政策,因为当时的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日日夜夜都充斥着暴力,并且流血不止。

然而,迈克尔·谢弗尔却以这样一个问题,揭示了这个被美国外交界的许多人视为“国之尴尬”的真相——他2022年6月24日在“POLITICO”杂志的专栏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国务院正在追捕亨利·基辛格吗?》的文章,这意味着美国国务院在2022年6月,为纪念一位名叫阿彻·布劳德(Archer Blood)的政治人士,而专门以他的名义建立了一个会议室,并为此举行了官方的庆祝仪式,而这位政治人士曾经为了回避这位现实主义政治大师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阿彻·布劳德在1970年至1971年期间,曾在美国驻东巴基斯坦的达卡(现在的孟加拉国首都)的领事馆内工作,他曾于1971年对美国盟友在伊斯兰堡发起的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运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谢弗尔总结称,另一个非公开的名字也很可能仍将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亨利·基辛格,他是美国前任国务卿,他与美国对这些暴行的支持关系密切,而现在的许多学者已经将这些暴行视为“种族灭绝”的行动。

因此,并不难理解,给予阿彻·布劳德的荣誉,也是暗暗对这位99岁的现实主义政治大师刮出的一记耳光,因为他那不道德的外交产生了“大量的鲜血”,而他的职业生涯也因阿彻·布劳德的抗议而偏离正轨。但是,在我们的评价中,这并不意味着基辛格会以这样的方式“退役”,因为这只不过是在“庆祝个人的英雄主义”,而不是在“戏弄他的对手”,尽管这个场合意义重大,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凯利·基德林对这一事件解释称,“50年过去了,我们正在重新思考当时那个阶段所要求的价值观,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些价值观,作为我们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已经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意图了,正如“对基辛格发出的机构谴责”,拒绝他在当时采取的现实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与所有的“越界行为”一样,都体现出了权力逻辑,以及政治现实主义的成果。

因此,我们在这个场合及其他场合所看到的情况,与亨利·基辛格所代表的一切政治事物大相径庭,亨利·基辛格是领导美国外交完成最黑暗转折的政治家,而不是所谓的战略传教士,后者鼓吹人工智能或领导风格,并认为并非领导人物历史上的一切都适合成为效仿的榜样。事实上,在巴基斯坦发起这场“侦察行动”之后不久,布劳德在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中提到了有关这个“恐怖时代”的情况,并在电报中指出,“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遭到屠杀,并且声称他们有罪”,他还在另外一封电报中表示,这是一场“选择性的种族灭绝”,他是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战争中镇压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位美国见证人,而在当时,这场战争被认为是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但是基辛格却“恶意”掩盖了这场战争,只是因为当时的巴基斯坦为他个人提供了必要的掩护,以继续他与中国之间的秘密接触。基于此,美国国务院在2022年6月末举行的庆祝活动,代表了美国国务院的一场核心斗争,其中包括了与白宫就民主价值观、国家利益,以及像布劳德那样的联邦雇员的职责所进行的对抗,正如迈克尔·谢弗尔所说的那样,在今天看来,这种对抗在政治上非常重要,无论其意图是否是政治性的,还是外交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