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国际关系的重塑

纵观历史，技术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重要而主要的作用，技术领域的发展是全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全球体系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从旧石器时代最早的工具工业开始到现在，技术是导致社会组织、扩张和创造变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平等获得技术——或不平等——往往决定了这些社会和文明之间关系的性质。

众所周知，技术进步为国家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行使主权和谋求利益创造了新的条件，技术进步迫使各国适应在国际环境中运作的逻辑，其特点是国际政治关系的相互依存网络不断扩大，密度、复杂性和动态性不断增加。

技术一直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在追求国家目标时的选择，但它（即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决策复杂化，在被认为有助于改变权力性质和国家间关系的科技革命中，有通信领域的发展和当代信息革命，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的文献侧重于这些技术变革如何影响权力、威慑、外交和其他国际关系工具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科技革命导致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因为在更早的时期，意识形态是国际互动的驱动力和引擎，取代了技术的地位，此外，还有当代国际体系中属于地缘经济和地缘网络维度的最新元素。

因此，技术进步影响着权力的转变，包括权力的性质、分布、来源、表现和特征，科技能力和知识信息资源——构成智力资本，其质量反映在创新水平上——成为力量的主要特点或特征之一。

有关于此，有人指出新技术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动态之间的联系，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累积发展——在通信、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军事领域和外层空间等领域探索——一方面是国际权力竞争及其新分配的舞台，另一方面也是增强某些参与者（非国家行为者）权力的复杂工具，因此，技术力量不仅是一种独立的能力工具，而且同时也是建立其他权力领域的催化剂，包括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安全和军事层面。

众所周知，技术进步为国家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行使主权和谋求利益创造了新的条件，技术进步迫使各国适应在国际环境中运作的逻辑，其特点是国际政治关系的相互依存网络不断扩大，密度、复杂性和动态性不断增加。

信息革命对传统外交实践提出挑战，使外交环境更加复杂化，这产生了所谓的“新外交”，其定义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国际谈判进程越来越受到非国家机构，特别是跨国公司和跨国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的影响，这样一来，谈判环境就显得多维度、不清晰，不再是个别国家利益和谈判立场趋同和分歧的结果，通讯和信息手段的发展也对外交活动的时空维度产生影响，新技术为各国提供了执行外交基本功能（代表、谈判和沟通）的工具，这与以往有所不同。

经济是另一个受技术因素影响的领域，在国家和全球层面，技术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刺激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在这种经济中，成功或实力取决于信息。

与此同时，技术发展在塑造以网络、相互联络和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国际关系新框架方面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变化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系列“转折”，表达了社会生活、科学和研究学科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从地方尺度到全球尺度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受到技术因素的强烈影响，这既影响国际现实，也影响围绕它建立知识的过程，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国际关系的空间维度。

根据一些政治领导人和经济专家的看法，世界经历了跨国合作伙伴在全球投资、外贸和微科技行业的主导地位的激增，例如苹果、亚马逊、Facebook、Alphabet 和微软（Microsoft），已经成为了一个帝国，其中部分企业的年收入超过万亿美元，其市值超过数万亿美元，这引发了对数字资本主义影响力以及使其成为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力的担忧。

今天，可能会赢得一场当代战争，正是由于知识的力量，它成为了敌人在军事行动中所使用的武器和战术的“对手”，现代信息化武器，而不是枪支，使得减少炸药数量和减少武器成为可能，未来的战争不会只在陆、海、空或外太空进行，还有另一个领域，那就是网络空间，将成为电子战的战场，即以冲突或不对称战争形式出现的各种形式和类型的网络攻击，包括网络恐怖主义，形式多样，而且数量不断增加。

关于技术差距，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发布的报告将阿拉伯世界排在全球创新指数等指标排名的最后，与世界不同国家在技术现代化领域相比，这些报告总是将阿拉伯世界非常有限的技术发展与亚洲国家的惊人发展进行比较，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韩国，这些国家正遭受严重贫困、人口密度高和石油资源匮乏，它们证明了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建设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基础。

毫无疑问，人类正在经历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各国和政府必须优先考虑这场革命的要求，以使其在当今世界和明天的未来拥有一席之地和立足点，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具备先进技术工具的国家，在未来的任何一场战斗中，将没有机会赢得任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