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即将进入新的地区秩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和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的陪同 (美联社)

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也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重塑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架构。此外,它还将以一种没有任何人能想象得到的方式来重新划定区域平衡及联盟的地图。我们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冷战之后都目睹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当时,国际秩序和次级区域体系进入了互动与动态的新阶段,正是这些新的动态带来了部分国家与体制的兴起,而另外一些则走向衰落。

对于阿拉伯地区及其周边地区,重新安排联盟和平衡地图的进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甚至早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我们在过去的6年中看到了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从2016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及2017年6月海湾危机爆发、卡塔尔遭到封锁以来,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陷入了困境。

在过去的两年内,我们看到了该地区各方及行为主体的重新定位,尤其是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这有助于推动重新绘制地区联盟地图的进程。有两个主要的变量促成了这一进程的加速:第一,美国似乎已经从阿拉伯地区,特别是阿拉伯海湾地区撤出,以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第二,拜登政府正努力恢复与伊朗之间的核协议,但这个变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第一个变量。

对于第一个变量,毫无疑问的是,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崛起对美国的国际霸权构成了威胁,也对它在亚洲的盟友——尤其是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越南——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为此,华盛顿一方面想方设法地遏制这种风险,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与上述国家之间的联盟。因此,美国数十年来都没有撤出任何一支驻扎在亚洲的军队和舰队,而这些军事力量包含了超过8万名士兵,其中大多数驻扎在日本和韩国,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军事、技术和情报上给它们提供支持。此外,美国还与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了新的名为“AUKUS”的安全联盟,旨在加强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威慑。华盛顿政治界深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是和平的崛起,并认为美国需要在这成为事实之前,直面这一现实。

阿联酋担心,美国从该地区的撤出将导致它在军事、战略和安全层面上的完全暴露,这种暴露不仅仅是面向伊朗,而且还面向伊朗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代理人,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内反复打击阿布扎比腹地的胡塞武装组织。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实际上便意味着美国在包括阿拉伯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进行战略、军事和政治上的重新定位,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减少对该地区冲突的参与,并且致力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使这些冲突降温。此外,这还意味着减轻直接保卫盟友的负担——即使只是一点点,不再像过去5年内的情况那样。因此,华盛顿对胡塞武装组织袭击阿布扎比和利雅得的冷淡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它也不去提升战略盟友之间的牢固关系。这种情况即使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也经常出现,当时,伊朗袭击了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而美国却没有对此作出强烈而果断的回应。也许这就是让伊朗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更有底气坚持对阿联酋和沙特构成威胁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变量则是伊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恢复核协议的可能性。美国在特朗普统治期间,已于2018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这项协议。而拜登却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重返伊核协议,以确保伊朗不会变成可能导致该地区不稳定的核大国。因此,拜登政府任命了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而且美伊双方之间的非直接谈判也已经恢复并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目前,相关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并且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出台协议。但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到现在仍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破坏这项协议,因为它们担心这项协议会影响伊朗在该地区的作用,进而威胁到它们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和作用。

上述两大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和几周内看到的一场为结成新的区域联盟而进行的不懈运动,这个新的联盟包括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埃及、约旦和苏丹),而在它们背后,一边是沙特,而另一边则是以色列。对此,它们的借口是填补因美国从该地区撤军而产生的真空,并应对伊朗给它们的国家和政权构成的生存威胁。而这个全新联盟的先锋正是阿联酋和以色列。

阿联酋担心,美国从该地区的撤出将导致它在军事、战略和安全层面上的完全暴露,这种暴露不仅仅是面向伊朗,而且还面向伊朗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代理人,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内反复打击阿布扎比腹地的胡塞武装组织。在这个方面,阿联酋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可以从阿联酋在战争之初曾对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投弃权票的举动中得到解读。此外,还可以从阿联酋在几天前对接待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访问的举动中得到解读,这似乎是无视美国关于在国际和地区上孤立阿萨德的呼吁,正如它要求在国际和地区上孤立普京一样。此外,阿联酋也越来越坚信进入以色列安全和情报保护范围的重要性,以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而在它之后,巴林和沙特似乎也在效仿。

而以色列则认为自身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无法弥补的历史性机遇,它将自身打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独家代理人的形象,并出现在阿以关系正常化的轴心,它能够说服拜登政府——甚至是对其施压,以免美国放弃它在该地区的盟友,尤其是阿联酋、沙特和埃及。而在上一阶段内,它的确做到了。去年8月,当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便要求他不要因人权问题而向埃及和沙特施压。此外,还有新闻报道称,以色列在埃及获得F-15战斗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盛顿40年来一直拒绝向埃及提供F-15战斗机。

因此,以色列自其成立以来,首次在被占领的城市“内盖夫”主办一场有埃及、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外交部长参与的阿拉伯峰会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被视为由以色列领导的新的区域联盟在该地区的诞生,而就在短短几年前,这还是没有任何人想象得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