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在塑造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过程中的作用

被称为“以色列国父”的西奥多·赫茨尔 (欧洲通讯社)

宗教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吗?

在一个提倡以世俗主义作为全球化文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的世界上,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奇怪,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宗教因素在塑造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宗教在美以关系的塑造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上帝不会原谅我们”

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犹太人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道,“如果我们抛弃以色列,上帝不会原谅我们,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永恒家园,因此,美国将永远支持它。”

许多基督教宗教团体在19世纪采用的一种叙事是,基督徒与犹太人是执行上帝计划的合作伙伴,而犹太人生活在远离其故土的流放之地。

在美国,没有人因为这些宗教术语构成了对世俗主义的挑战,而对克林顿的上述言论提出反对,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宗教层面在美国内部达成了共识,而这并不只是克林顿使用宗教语言而进行的演讲修辞。

丹尼尔·胡梅尔表示,自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宗教愿景便塑造了美国的外交关系,并且促成了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日益支持和援助,以及1948年以色列建立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持续偏好。

而美国对伊斯兰教的立场也有助于加强它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因此,正如胡梅尔所言,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宗教因素在塑造国家外交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而宗教也是在分析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上帝选民的归来”

“上帝选民将回归其属地”,这句话在美国的英国移民的思想及其宗教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督教福音派一直带着这个预言,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这一预言在美国的基督教教派中传播开来,并且围绕它达成了某种协议。

但是,丹尼尔·胡梅尔认为,新教的发展与热衷于将犹太人引往巴勒斯坦定居之间存在关联,因此,这个问题也与基督教殖民文化相关,还与对奥斯曼帝国的敌意相关。

自17世纪以来,美国基督教的宗教话语一直是基于巴勒斯坦是基督和基督教信仰的故里这一事实。

在1819年,美国传教士委员会向巴勒斯坦派遣了一个传教团,但该传教团却遭到了巴勒斯坦全体居民(包括阿拉伯基督徒)的抵制,因此,该传教团向其委员会传递了相关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敌意。

此外,这些信息也帮助美国当局推广了这样一种说辞,即美国的命运与实现上帝让其选民回归故土的旨意相关。

此外,许多基督教宗教团体在19世纪采用的一种叙事也在美国传播开来,这种叙事的基础是基督徒与犹太人是执行上帝计划的合作伙伴,而犹太人生活在远离其故土的流放之地。

这就意味着在建立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宗教话语以不同术语的形式而存在,而美国也为福音预言文本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从而鼓励西奥多·赫茨尔呼吁在1897年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

许多美国基督教神职人员进一步发扬了让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的呼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威廉·布莱克斯通,后者使该问题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并且还传播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是弥赛亚回归的前奏的思想。

美国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

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这种密集宣传促使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支持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并且采纳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

此外,福音派预言还帮助塑造了美国国务院在整个20世纪期间的政策,而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也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刻画以色列的形象

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与将以色列刻画为“圣经”建立的国家的进程相关,这一想法在美国的文化产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例如小说和电影,这类文化产品推广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以色列应当得到美国的保护和援助,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这种文化产品和基于利用宗教情感的戏剧性刻画,帮助塑造了针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基于圣经预言的日益增长的基督教趋势,而这种预言认为,末日之战即将到来,在付出许多牺牲之后,以色列终将在这场战争中获胜。

这种趋势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各个领域内为以色列提供了绝对的支持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当以色列在1967年侵略并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宗教层面对美以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美国人认为,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是一项奇迹,因此,基督徒应当为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而福音预言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美国境内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认为这是美以关系的基础,美国曾从该预言的角度出发与以色列打交道,而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也成为了对这项预言的支持,也是对其真实性的证明。

“消失的伟大地球”

1970年,作家哈尔·林赛出版了著作《圣经预言:消失的伟大地球》,这本书随后成为畅销书,并发行了超过1000万册。这本著作详细讲述了以色列在应验基督预言中发挥的作用,从而塑造了一代相信这个预言的、亲近以色列的基督徒,并强调了美国有责任保护以色列并确保其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

此外,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犹太历史的兴趣不断增加,建立了基督教犹太文化,并增强了美国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力量,而后者在影响美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以色列也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

但是宗教因素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美以关系的形成,还存在于美国与苏联和解政策的形成之中,因为美国希望得到苏联的同意。以便为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敞开大门。

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则重视宗教因素在塑造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的过程中的作用——基于天启宗教之间的合作理念,因此,卡特明确表示,宗教愿景在塑造美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确立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特引用“圣经”中的经文证明实现和平是正当诉求,要相信“赐予我们智慧的上帝”,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美国在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实现和平方面的代表,而美国的道德良知源于基督教和犹太教。

但是,尽管卡特发出了上述的宗教言论,他却遭到了美国基督教组织的攻击,并被指控曾向以色列施压,此外,卡特采用的天启宗教之间的合作理念也遭到了攻击。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这些团体中包含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支持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并将他们的话语建立在一种冲突之上——这场冲突的一方是犹太教和基督教,而另一方则是伊斯兰教。

因此,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界限已被消除,宗教成为了美以关系赖以建立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游说集团不断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保卫以色列的行动。

像杰瑞·法威尔与帕特·罗伯逊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发言人,都在影响美国政策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获得了数百万美国商人的支持,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媒体和金融实力。

在2006年,约翰·哈吉成立了拥有400万成员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盟”,该组织旨在影响美国国会和白宫以支持以色列,并加强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强度。该组织致力于组织不断前往以色列的旅行,并销售了数百万册谈论圣经预言的书籍。

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该组织以及其他基督教犹太组织的实力得以增强。特朗普的这项决定明确体现了宗教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证明宗教作用是在分析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时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宗教塑造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导致了全球政治现实的变化,此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构建了一种突显宗教在塑造国际关系过程中的力量的范例,但是这并非唯一的范例,还有其他很多范例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文章进一步地进行介绍。